-----访唐山抗震救灾亲历者成友山
谨以此文献给唐山抗震救灾40周年！
成友山先生与我同事多年, 他从一个农村孩子成长为一名军人和银行中层干部,经历了很多的事情,而他说最难忘的是在1976年的夏天，一个历史的机遇，将他推到了令举国悲伤唐山大地震后的抗震救灾,用春青和汗水写就了一曲抗震救灾爱民曲, 这件事件影响了他的一生。2016年6月，在唐山大地震40周年之际，过60的友山先生，接受了我的专访，
思绪将我们带回40多年前的那些个日日夜夜......
虽说今年距唐山大地震已经整整40周年了。但他永远不会忘记被视为“劫难日”的1976年7月28日，不会忘记在“濒死的拂晓”蒙难的242759名同胞，不会忘记“劫后余生”的164851名伤残人，不会忘记“非常八月”那抗震救灾的日日夜夜。。。。。。。
1976年2月22日，已在家乡担任多年民兵排长的成友山，参军来到首都北京，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防化部（57601部队）第一团三连十班一名防化兵。经过短期的集训和训练，他初步掌握了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简称“三防”）的侦、防、消、救等理论知识和操作技术，并学会了报务、汽车驾驶、地面及喷枪喷射洗消等技术。就是这次的服役，使他成为唐山大地震的目击者和抗震救灾的亲历者，他十分珍惜这次难得的历史机遇，抗震救灾的那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至今仍影响着他的工作和生活。
1976年7月28日深夜，成友山被一阵嘈杂声和叫喊声惊醒，首先看到的是副班长胡玉林在电灯泡的摇晃中，指挥战友们向屋外跑去，他只穿着背心和短裤头，随大家急忙跑到营房外的操场上，他这位来自楚北的农家子弟，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地震”。第二天吃早饭时，他们才知道是距北京东南200多公里的唐山市，发生了M7.8级强烈地震，它的准确位置为东经117.87度、北纬39.56度。过后几天大家谈论的中心，都是有关唐山大地震的问题。
1976年8月3日，他们接到赴唐山参加抗震救灾的命令，部队立即进入战备状态，他们对防化喷洒车进行了仔细的检修，对报话机、防护服及其它装备器材等进行了一遍又一遍的检查。1976年8月4日深夜，在战友们默默的送行中，他所在排的四台“解放”牌喷洒车在夜色中离开营房，踏上赴唐山抗震救灾的征程。由于当时保密的需要，几十年来，几乎没有提抗震救灾中的这支特殊部队，因此，它在抗震救灾中的贡献鲜为人知。
四台编号为1、2、3、4号的防化喷洒车在夜色中向前驶去。他们这四台新研制的“解放”牌军用防化喷洒车，每车载员4人，除驾驶室三个座位外，在车上的水箱前面还有2个乘员座位，他就坐在2号队员的位置上，车前车后各有一个喷洒水嘴，主要用于道路消毒，水箱上备有4根喷水管，主要用于人员、车辆及房屋的消毒。喷射扬程为10米，水箱容量为2400升，可执行任何情况下的“三防”洗消任务。他坐在1号车上，另外3人为副班长、中共党员胡玉林（河北昌黎县人），车组组长刘仕成（江苏人），同乡张忠国（湖北随州人），2号车由班长曹建成（江苏人）带领着。
八月的华北平原已是骄阳的季节，但夜晚坐在车上，仍能感受到丝丝的凉爽，全车人员都没有睡意，在们在心里猜测着灾后唐山的情形。车向前行进着，偶尔可以看到村庄零星的灯光从车边闪过，越往前走，灯光越来越少，只有驾驶室内的电台发出“滴滴”的声音，与其他车组保持着联络。与他们擦肩而过的多是 一辆辆装满物资的车辆，由于道路被破坏，200多公里的行程走了10多个小时，直到第二天下午1点多钟，才到达成为抗震救灾中心的唐山机场。当时的“国务院唐山抗震救灾联合工作组”就驻在这里。唐山机场上集结了大量的军队和物资，还可以见到穿着军便服等各种衣服的灾民。经过两个小时的休整后，按照抗震救灾总指挥部的命令，他们1号车组被配置到位于市区凤凰山下的24军抢险救灾指挥部，在去24军救灾指挥部途中,他们看到了几乎被地震夷为平地的城区，知道了“浩劫”二字的真正含义，据灾后查明：在唐山城乡总计682267间房屋中，竟有656136间被地震摧毁，全市可计算的各种经济损失达30亿以上。路边的楼房残骸上挂着衣物和家具等物品。一个个被称为“方舟”的临时防震棚散落在废墟上，它前边4根竹竿，后边四根竹竿，顶上两根竹竿，搭着一块塑料布或是床单、麻袋片、芦席等，棚子四面透风。不时有房子的倒塌声和凄惨的哭叫声传来，到处可以看见解放军官兵在废墟上抢险的身影。他永远忘不了站在防震棚前，灾民们震后那恐惧而呆滞的目光。
24军抗震救灾指挥部，设在位于市区凤凰山下的一个外宾楼的废墟上，当时震后的外宾楼只剩下几根柱子。按照指挥部的安排，他们住进了旁边的一片果树林中的简易帐篷内，晚上就睡在芦苇杆上，地上十分潮湿。第二天一早，便开始执行消毒防疫任务。当时整个市区水、电系统中断，灾民生活在露天之中，大量死亡的人畜尸体，在高温、多雨的季节迅速腐败，造成严重的空气和环境污染。唐山本来就是传染病多发区，加之医疗和防疫部门遭到严重破坏。防疫专家们发出了触目惊心的警告：瘟疫。他们不能忘记历史上云南发生大地震后，灾民发生“闭口风”，患者身黑一半，手足收缩，一两个小时便死去的惨景。瘟疫的阴影已经笼罩着唐山，如火的骄阳下，弥散着令人窒息的尸臭，震后的又一大灾情严重威胁着幸存的群众和参加救灾的部队，危难之中，冒着随时被感染的危险,他们的车组加入到了防瘟疫的队伍之中，事后才知道防疫的军用防化喷洒车总共只有31台。中央和地方政府共拔出750万专款用于灾后防疫工作。
由于灾害突然，抢险大多靠解放军指战员们用铁锨翻甚至手扒，成友山和战友们的任务，首先是按规定的区域进行大面积喷洒消毒，再配合抢险官兵按点进行消毒。官兵们从废墟中刨出尸体，先用衣物包头，后用床单包住整个身体，捆住头、腰、腿，放进由上海运来的塑料装尸袋中，装上汽车，他们配合运尸工作一是对地面消毒，二是对装满尸体的汽车整体消毒。这些尸体被运往埋尸地后，深埋在1.5至2米的坑中，上面加厚土和石炭，由履带式拖拉机压实。记得刚开始喷洒药物时，成群的苍蝇放肆地追着人叮咬，走到哪里都能听到那“嗡嗡”的噪音，尸体边、道路两旁和防震棚顶上的苍蝇黑压压的一片，毒杀一群，又飞出一群，大有遮日之势，人人都感到了瘟疫的危险。他和战友们除了随时有被感染的危险外，更糟糕的是产生了生理反应：头晕、反胃、呕吐、厌食，但班长一再要求他们强迫自己进食，吃了吐、吐了吃，这样反反复复几天后，才慢慢地适应了环境。由于形势严重，他们必须加大药的浓度，按每2000升水加药400斤进行喷洒，每天要到150多里外的地方拉水，平均每天要喷5车以上，有时遇到紧急任务还要通宵加班。刚开始在穿防护服时，里面还穿着军装，由于天气炎热和作业时笨重，再加上汗湿后无水洗，他们只能在里面穿一件短裤头和背心。他们辛苦，但参加施救的战友们更是劳累、危险，前十天基本上是靠人手拉肩扛，有一个营的战士有三分之二的人指甲全部剥落，双手血肉模糊，肩膀渗出鲜血。据统计解放军共扒出尸体69800多具，掩埋尸体99500多具。记得有一天晚上，有人听到我们驻地前1000米的一片废墟下，有敲击求救声，指挥部便调来1000余名官兵，用双手在坚硬的废墟上挖了一整夜，但没发现求救者，后被证实是另一个地方回过来的声音。解放军指战员就是凭着对人民无限忠诚的态度，不放过任何一次抢救生命的机会。由于24军抢险指挥部就设在他们的帐篷旁，他们整夜都可以听到里面的“滴答”声和脚步声，每夜指挥部的灯火都通宵亮着，经常能看到首长们严峻而疲惫的面容。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位姓刘的副军长，战争使他的鼻子和耳朵伤残，但他仍拖着伤残的身体日夜监守在指挥部里，令他们这些“小兵”们肃然起敬。
班长曹建成，除要负责2号车的消洒任务外，还要经常在几台车之间来回跑动，组织开会和解决具体问题，多次晕倒在工作现场，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圆满完成了任务，受到群众好评和指挥部的表彰，他本人在救灾“火线”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荣立了个人三等功。并作为抗震救灾的先进代表，参加了毛泽东主席逝世时的守灵活动，这不只是他一个人的荣誉,也是他们所有参加抗震救灾防化兵的光荣。
副班长胡玉林，老家就在灾区的昌黎县，离唐山市不足一百公里，母亲在这次地震中遇难，但他强忍住悲痛，一直坚持到任务快结束时，在指挥部首长命令及战友们的恳求下，才匆匆回家，在母亲的坟上看了一眼，顾不得安慰年迈的父亲和安顿好被毁的家，当晚就随车返回驻地参加抢险，他荣立个人三等功。组长刘仕成当时只有十七岁，平时念家爱哭，但在这次执行任务中，他主动要求担任配药工作，有机磷类药物熏肿了他的双眼，腐蚀了他的双手，但他没掉过一滴泪，是军队和抢险救灾使他变成了真正的男子汉。正如参加抢险救灾的某部政委高天正说的那样：“那十天里，我们的年轻战士都感到：他们突然间长大了。”任务结束后，他和同乡张忠国也分别获得了嘉奖。
当看到附近的灾民饮水十分艰难时，他们便主动为群众排忧解难。每天完成工作任务后，不管时间多晚，他们都要跳进50多度的水箱中，将水箱洗干净，开车到一百多公里外为他们拉回饮用水，此事受到灾民和指挥部的表彰。地震使唐山成为一片废墟，但幸存下来的人民，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亲人的尸首，很快组织起来进行自救。他们捐献衣服时去过几个被称为“大户”的灾民点，其中一个“大户”由6个家庭组成，21口人，在震后聚居到一起，喝的是一个锅里的粥，睡的是一个用木板搭的地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受伤的，风雨同舟，忧患与共，这样的“方舟”布满灾后废墟，有的只是在灾后才知彼此姓什么，有的昨天还是陌生人，有的各居城东城西，是灾难和挚爱把他们连结在一起。受灾群自觉配合解放军参加抢险、维护社会治安、物资收集等工作。他们吟听了唐山矿工会主席李玉林等人，从震倒的宿舍区废墟中钻出来，顾不上抢救自己的亲人，冒险驾车到北京报信的动人事迹。他们亲眼见到到处散落的钞票、粮票等贵重物品被收集起来，自觉上交的人民群众。共和国公安部派出治安专家前往唐山，以图控制社会局势，但能够组织起来的最大的执法力量只有工人民兵，开滦唐山矿等单位的民兵走上街头实行“非常时期”的自我执法。他们身着军便服，胸挂半自动步枪，佩戴着“值勤民兵”字样的红袖章日夜巡逻在废墟上，为维护灾后的社会治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例如在人民银行唐山支行金库的废墟上，民兵日夜守护着这片埋着金钱和储蓄账目的瓦砾，无一损失和被盗，连当时身为北京军区副政委、北京军区抗震救灾指挥部主要负责人的迟浩田将军，也深由感触地对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说：“这是非常时期，群众自觉维护秩序”。当然，他们也见到在公判大会上，几个贪财抢劫者，跪在烈日下，接受人民审判的可耻下场。据后来的材料披露：地震期间民兵抓获各类犯罪分子1800余人。灾难是一种试金石，它能使大多数人的灵魂得到升华，也能使少数人被历史所淘汰。
随着抗震救灾的不断深入，虽然不时还有余震发生，但被震昏的人们渐渐清醒过来，随着全国各地支援的不断到来，灾民的生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各种慰问和演出活动也多了起来，记得在驻地不远的唐出市皮影剧院的露天舞台上，他们看到了解放军战友歌舞团著名歌唱家马玉涛、吴国光等人演唱的《见了你们总觉得格外亲》等节目。他们的洗消工作较开始轻松了一些，但每天仍坚持喷洒和消毒，开始参加为即将到来的冬天，为灾民兴建固定防震棚的劳动。分散在各地的战友们见面的机会也多了起来。
24军抢险指挥部的炊事员告诉他们，原在此的外宾楼曾有几个外国专家不幸遇难，其中有日本人，他们也亲眼见到了日本派来的调查组，他们多次到此实地考察。那天，他们几个战友在废墟上捡到一把电动剃须刀，当时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只是他无意中推动了开关，才知道这是一把电动剃须刀，最后我们将它交给了指挥部。
外一件事情使他印象很深。大约是在参加抢险的第10天，当时任副总理的陈永贵、吴桂贤两位领导，带着坐有22辆军用吉普车的中央慰问团，来他们驻地24军救灾指挥部慰问的情景。当时陈永贵同志身上穿着一件对襟衬衣，背着一顶草帽，表情十分沉重，在与参加接见的指战员们见面后，就下一步的救灾工作。在指挥部与首长们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9月9日执行任务进行到尾期，这天吃中饭时，指挥部命令所属人员原地待命不得外出，见到参加24军高级干部会议的首长们，出门时的脸上布满了悲伤，他预感到又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将要发生。下午2点钟，召开了指挥部所属部队党员会议，随后宣布下午4点钟听中央电台重要新闻。我们按时集合在指挥部前，当广播中传出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时，全场一片哭声，有些人甚至晕倒，哭泣声淹没了播音员的声音。整个唐山在哭泣，仿佛是积蓄已久，那悲凉的呜咽，凄楚的啜泣，绝望的号叫，被西风和雨滴夹卷着，升腾、跌落、滚动… …仿佛是等待已久。那低回的致哀乐曲，那沉重葬礼进行曲，在窒息了24万生灵的废墟上流淌、停滞、弥漫… …，到处可以听到人们的哭声，那哭声不仅仅是属于“政治的”了。是啊，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平常的年份，这一年灾区人民群众和全国人民一道，经受住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1976年9月12日，带着集体三等功的荣誉，在灾区人民“解放军是救星、是亲人”的洒泪欢送声中，与他们的防化喷洒车一道回到总参防化部。在沉闷的气氛中，受到总部首长和战友们特定条件下的特殊欢迎，只有经历了这一些历史事件的人，才知道它的真实含义。由于他在抗震救灾中的良好表现，不久他这个“新兵蛋子”被任命为副班长。
祝愿唐山人民在新世纪里平安吉祥，不断进步和发展！
成友山在抗震救灾中修理防化喷洒车
（编辑 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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