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边的这本《新实学探源》是我的朋友王文虎先生的新著。在我原来的印象中，文虎的学术兴趣在“曾随文化”研究上,即地域文化史研究领域，并且已取得相当成就，这从他过去送我的《神农氏世与随州史前社会》、《随州文化探源》等著作,可以一窥而知。所以当这部《新实学探源》出现在我的案头时，顿时深感意外：发现原来文虎的学术兴趣相当广泛，对于哲学问题尤其是中国哲学史问题也颇有研究，特别是此书还涉及到中国当代哲学如何构建新实学这一热点问题，这不能不引起了我的好奇：他为什么一下子从历史研究领域跳到了哲学研究领域？
我出身史学，专长在文化教育史，于哲学和哲学史研究只是在相关问题上有所涉猎，平时下的功夫并不太多。从有限的了解，知道实学研究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研究领域。自1992年10月中国实学研究会成立以来，学者们就实学问题发表的论文已不下上万篇，论述相当深入，可谓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热点之一。尽管如此，拜读了文虎这本新著后，可以看出其研究仍有独到之处，自成一家之言。文虎认为，以往的研究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与哲学史有关的实学论著，二是构建中国“新实学”之类的论著。在许多研究者的心目中，实学研究主要是哲学史问题，而不是现实的哲学热点问题。而作为哲学史问题，研究者们多受“实学思想肇始于宋代，在明清之际达到高潮”这个观点的影响，对“中国实学的起源及其发展阶段”这个课题的研究，做截断众流式的处理，致使唐代以前的中国实学思想被挡在了“中国实学史思想史”的大门之外。对此虽然近来有学者表示不满，但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至于作为现实哲学问题的实学研究，情况也并不乐观。记得几年前，好像是在2009年10月的第十届东亚国际实学学术会议上，葛荣晋教授曾发表《时代呼唤东亚“新实学”》一文，提出构建东亚“新实学”问题，一时引起学界热议，这股热潮甚至波及到我们文化教育史领域。我注意到，葛先生后来又进一步提出“构建中国‘新实学’”的设想并率先展开研究，这对于实学研究而言，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是，文虎仍然感到不满足。在他看来，“新实学”的某些构建者在研究这一课题时，虽然讲到了当今为何要构建新实学、构建新实学所要遵循的原则以及构建新实学的意义等问题，但是他们对新实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以及它是由哪些范畴及原理所构成的体系等问题，并没有做出系统研究。而这些研究，恰恰关系到新实学系统能否成立的问题。换言之，新实学研究如果不对其研究对象是什么以及它是由哪些范畴、原理所构成的问题进行系统探讨，如果不对中国实学的起源及其发展阶段问题进行全程探讨，那么它是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的。而且，在已有的实学研究中，实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性质的学科，也颇成问题。多数研究者将实学放在哲学这个范畴里研究，可是还有一些学者则将实学当作科学技术来处理。例如，早在明清时期就有学者将泰西科学当作“实学”。
文虎在确认实学是哲学范畴问题的前提下，将自己的新实学研究重点锁定在两个方面：一是探索以实践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明体达用之学即实学的体系构成问题，二是从哲学史的角度探索实学体系的起源及发展阶段问题，他力求打通实学的历史、现实和未来，以融历史、现实与未来于一炉为实学探索的追求，从而实现理论的继承与创新。这与我在文化教育史研究中的追求是一致的。
从文虎这本《新实学探源》来看，其创新点主要有二。
一是将新实学的构建主要当作一个现实的哲学问题来研究。文虎告诉我，他在二十年前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曾撰写出版《新实学》一书。他将实践及其规律问题的探索与传统实学即明体达用之学结合起来，强调实学体系的构成问题，实际上是对实践及其规律问题，即实学的“原形”进行描述的问题。实践研究涉及的范畴较多，他从众多的实践性范畴中提炼出 “实体”、“实用”、“实践”、“希望”四个基本范畴作为实学构成的细胞，然后从这四个基本范畴的内在联系中揭示出能动活动原理、能动活动的发生学原理、实践逻辑学原理以及希望辩证法原理等四条原理作为实学构成的经络。通过这样的范畴与原理系统，文虎认为，我们就能在基本上描绘出了实学体系的“原形”。这种研究，他称之为“实学探原”。
二是将实学体系的构建与哲学史问题结合起来。他突破了“实学思想肇始于宋代，在明清之际达到高潮”的传统观点。他强调如果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来考量实学，那么中国的实学思想在先秦就有其起源，至迟在秦汉时期，它已经有了其雏形。据此，文虎认为中国实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诗经时代到战国结束，其思想高峰定格在明德为本、中和为用的实学体系形式中；第二个阶段是从汉至宋的心性义理之学的形成，其思想高峰定格在 “明体达用”的实学体系形式中；第三个阶段是从宋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其高峰定格在以“二论”为内容的实事求是之学这个体系形式中。文虎认为，以“二论”为内容的实事求是之学，也没有穷尽实学的发展道路，它有许多需要继续完善的地方，目前，它正处在革新与转型之中，新实学研究就是这种革新与转型的体现。以上研究回答了 “中国实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问题”的研究，让我们基本上搞清楚了“中国实学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这种研究，文虎称为 “实学探源”。
文虎认为，哲学问题研究与哲学史问题研究是同一的。他主张哲学是哲学史的浓缩，在这个意义上，哲学问题其实就是哲学史问题，哲学可谓是述而不作的；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哲学史问题其实即是现实的哲学问题，哲学史可谓哲学的创作过程。以上两点创新之处，正是文虎的“哲学问题研究与哲学史问题研究同一性”观点的体现。
文虎的研究对于我的文化教育史研究也颇有启发，教育问题研究与教育史问题研究也是同一的。教育是教育史的浓缩，教育史是教育的展开。从某种意义说，教育问题其实也是教育史问题，或者反过来说，教育史问题也是教育问题。所以，研究教育问题不能不研究教育史问题，而研究教育史问题也不能不研究教育问题。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我不是哲学史专家，对于文虎在新著中的创新，不敢贸然下结论。我只能说他所提出的这个“新实学”系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学术问题，而学术问题最好还是通过学术研究来解决，让时间去作结论。
文虎现在随州一家媒体当副总编辑，他的学术研究不同于专业研究人员，基本上是利用休息时间进行的，这自然也给其研究带来某些不足。但业余研究能坚持多年做到这个份上，已经很不容易了。对比之下，那些拿着国家薪水整天忙于“学术走秀”赚钱、无心学问更无力创新的所谓“专家学者”应该感到汗颜。因着同为民进会员的缘故，我们有过多次接触。2015年春，我率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在随州开座谈会，文虎也参加这次会议，会上他不善言辞，可谓“讷于言”。但是从接触中了解到，他对随州地域文化研究用力颇勤，成果甚丰，除了送我的几本著作外，还先后出版了《大贤季梁》、《桐柏山志》等论著。即将出版的专著还有《传奇大洪山》等。最近还承担《随州文化史》重大课题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文虎与他的合作者们以构建中国地域研究的 “随州学派”为追求，构建起地域研究的 “随州学派”基本构架，其学术抱负令人钦佩。
一个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在实际生活中 “讷于言”也许不一定是坏事，问题的关键在于 “敏于行”。 “敏于行”是 “实学”研究的价值取向。１９４５年，毛泽东在《“七大”纪念册》上有个题词：“实事求是，力戒空谈”。以实际的研究行动构建新的“实事求是之学”系统，这是《新实学探源》一书的追求，也是对“敏于行”的最佳诠释。 我终于在此找到了本文开头好奇的原因了。
是为序。
2015年9月6日于东湖之滨远望斋
（作者周洪宇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教育史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编辑 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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