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州境内的文化遗存数量众多，内涵丰富，为世人所瞩目。1978年至1981年曾侯乙墓和擂鼓墩二号墓的发现、发掘，更是引起了学术界对随州历史文化进行深人研究与探讨的强烈兴趣。两座大墓所出土的青铜文物为考古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科技史等领域提出一些重大而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各方专家、学者对它们的研究与探讨在学术界掀起了“编钟文化热”。不仅如此，随州上古为传说中的烈山氏进行农耕的中心区域，其上古传说甚丰。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时代，谈炎帝神农氏(烈山氏)，容易被人视为“四旧”而加以排斥，遭到冷遇。①然而，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范式向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范式的转移，随着全球华人经济圈的形成，中国传统文化在范式转换中团结海内外华人的纽带作用日益增强。由此造成了华人社会强烈的文化寻根热。作为烈山文化发祥地的随州，在这些文化背景中进入人们文化寻根的视野，变成一种文化现象，成为文化史的研究对象似乎是一种必然。
① 1992年我们曾在《随州报》发表一篇《炎帝文化研究热探源》：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炎黄文化研究是热不起来的，因为那时人们把‘五帝三皇圣神事，骗了无涯过客’的观点对化了，出现反传统的文化价值取向。”
一、概念分析中的“随州文化”
要深入、系统研究随州文化现象，我们有必要首先从概念分析入手，讲清“随州文化”。 “文化”这个概念最大的特点就是难以定义。要想给“文化”下一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你不说，我还清楚，你越说，我越糊涂”，就是定义“文化”的困难所在。但是难讲的东西也还是要讲的。我们认为，狭义地讲，“文化”，就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讲的与“政治”、“经济”相并列的“文化”，属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范畴；广义地讲，它包括政治社会、社会风习、农业、税制、工业、交通、外交、币制、官制、法制、宗教、美术、教育、学术、科学、文学等内容。简言之，它“泛指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民族、心理、风俗……等各个层面的一切制约人的行动的，内在的人文现象和景观。”
①参看丁帆：《中国大陆与台湾化乡土小说比较论纲》，载《福建论坛》，2000年第5期。本书所说的文化概念是广义的。
在广义的“文化”的前面加上“随州”这一限制，显然是为了突出了如下两层含义：
其一，它是指中国传统文化在随州的发展情况，强调的是“传统文化在随州”，或者说，强调的是随州历史文化中的传统文化共性或普遍性。
其二，它是指在随州发生的历史文化，即在随州这种地域条件下所产生的各种“人文现象”，强调的是随州文化的特殊性、地域性或个性。
在现实中， 对“随州文化”的两层含义，我们是不能截然分开的。随州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同时又具有地域性。任何传统文化要通过一系列的地域文化表现出来，中国传统文化就是通过比如中原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等一系列地域文化表现出来的；而任何一种地域文化都要受到所在传统文化圈的普遍性的制约，中原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无论怎么特殊，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必须通过思维的抽象给二者以明确的逻辑规定。从第一层含义研究社会生活中各领域的“人文现象”，属于一般文化史的研究范畴，而从第二层含义研究社会生活中的“人文现象”则属于特殊的即地域文化的研究范畴。我们所要研究的“随州文化”，是受着随州的地域、历史条件限制的“地域文化”范畴。
在文化的空间组合中，随州地处长江与黄河流域的中间地带，北接中原，南连江汉。历史上的南北经济、文化大都通过南阳盆地经过随枣走廊而在随州交汇。她具有十分明显的南北过渡的地域特征。如在农业生产活动中，随州是北方农作物的南限，又是南方农作物的北限。“南北兼有”是随州的农耕文化的独特景观。随州文化的形成与其南北兼有的文化空间组合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虽然我们不能说，随州历史文化的形成完全取决于其地域特征，但其地域特征必然造成随州接受四面八方文化的优势，必然造成随州糅合南北文化的基本条件，因而呈现出多元性的特征。
“地域”不完全是地理学意义上的人类文化空间的组合，它具有鲜明的历史的时间意义。我们所说的“随州文化”的历史上限，在新石器文化时期，雕龙碑文化为其对应物。雕龙碑文化遗址虽然在湖北省枣阳市，但它离炎帝神农氏的活动区域即“厉乡”不到100公里，在烈山氏活动区内。许多人认为它是神农文化的对应物；①主持发掘雕龙碑文化遗址的王杰教授认为，雕龙碑文化与炎帝神农氏肯定有联系，因为其生产形态几乎是史书记载的炎帝神农时代的注脚。（参看李厚义、刘永国主编《炎帝神农与随州》，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52-253页）下限当在战国中期的晚段，准确地说，在随(曾)之亡国期。从雕龙碑文化到随之亡国这一漫长历史时期，生活在随枣走廊地区的先民们融合南北文化之长，创造了其独特的地域文化。
随被楚亡，其文化被楚化，地方性渐淡；楚亡于秦，天下书目文、车同轨，各地文化受大一统文化格局支配，地方性色彩更淡。当然，此时的文化地域性特征还是有的，这就是以方言、民俗等形式存在的人文现象。“十里不同俗”，说明文化的地域性；“入乡随俗”，说明文化地域性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方言、民俗等等就是“过去的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遗存”，其半衰期相当之长。对方言、民俗进行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审视文化发展的过去状态，因为现在是“俗’’的东西，在过去可能是主流文化。所以，研究“随州文化”其方言、民俗是必要的补充。
二、随州文化的研究现状
如何评价学术界对随州文化的研究现状?
我们的评价是：学术界对随州文化研究，在发展势头上甚猛。随文化研究朝着“随学”的方向发展。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解决。
学术界对随州文化的研究，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主要集中在曾侯乙墓文物研究和炎帝神农文化研究两个方面。自曾侯乙墓发掘以来，有关它的专著、文集和报刊文章，据不完全统计达300件之多。比较有影响的著作包括：《曾侯乙墓》(湖北省博物馆编著，文物出版社1989年出版)、《曾侯乙编钟铭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华书局1988年出版)、《中国文物大系·曾侯乙墓专辑》(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馆编著，大象出版社1996年出版)等等包括英文和日文研究成果在内的外文资料也已经达26件之多。
与编钟文化相比较，学术界对炎帝神农文化的研究要冷一些。但是这种情况近年有所改观。全国很多地方开展了纪念炎帝的活动。1990年湖北学术界在随州举行了我国首届炎帝文化学术研讨会。1991年6月随州市举行了“神农节”。迎接了一大批回大陆寻根祭祖的台胞和海外华裔，在国内外很有影响。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活动推出了一批关于炎帝神农文化的研究成果。对炎帝神农文化研究方面的资料，我们虽然没有作专门的统计，但有关论著、文集和报刊文章为数亦不甚少，达200件以上，仅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有关文集就有几种。这些研究成果针对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只尊黄帝为中国文化的始祖的观点，肯定炎帝神农氏是中国农耕社会的代表者，因而和黄帝—样是我国远古时代社会的一个里程碑。湖北学术界兴起的炎帝神农文化研究热，提出一个值得重视的论点：炎帝神农文化并不是侵略性的文化。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讲“炎帝欲侵凌诸侯”，有贬低炎帝神农文化之嫌。今天研究黄帝文化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冷落炎帝。总之，湖北的炎帝神农文化研究，主张炎黄并重，确定炎帝是我国古代传播农耕文化的中心部落，是积极的学术研究成果。
可以看出，学术界对随州文化进行研究已经不是个别人的爱好，它是许多人的共同爱好。这就意味着对随州文化进行研究正在朝着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学科的方向发展。这种以“随文化”为对象的综合研究的学科形式，我们简称为“随学”。
“随学”的内容十分丰富，既含有专题研究，又含有综合研究。就专题而言，它可以是考古学研究、历史学研究，也可以是科技史、艺术史研究。综合研究就是对各种专题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概括和总结。专题研究是建立“随学’’的砖块，综合研究就是对砖块进行组合，使之成为一个整体。这里提出的问题是：随州文化是怎样兴起的?又是怎样衰落的?它的发展过程包括哪些阶段?有些什么特征?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与探索，就能把对随州文化由专题研究上升到综合研究的高度。但是严格说来，“随学”建设目前处在起步阶段，主要的表现是：
“成果意识”重于“问题意识”。许多研究文章的目的，大而言之是为了展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辉煌；小而言之是为了证明随州在战国以前的文化成就如何了不起。一些专著对随州文化的研究，满足于从中引出“重大成果”、“珍贵发现”、“辉煌成就”等等。的确，在介绍随州文化时，我们用这些词并不为过。可是科学研究的前提是对问题进行分析。例如：随州地区的先民是怎样创造出如此“辉煌成就”的?为什么拥有 辉煌文化成就的随国反而被历史淘汰了呢?对这些深层次的问题，研究随州文化必须进行思考。这就需要我们将专题研究中的“成就思维”转换为“问题思维”。通过思维范式的转换，把对随州文化研究引向探索随州文化发展规律的高度，由此推动“随学”的形成。
缺乏系统性。随州文化研究本来是一篇大文章，但是在目前许多人将它分成两篇大文章：炎帝神农文化和编钟文化。如有学者说，随州的优势就是神农、编钟。随州人要做好这两篇大文章，为发展随州服务。兴趣集中在炎帝神农文化这一面的学者，往往忘记擂鼓墩出土文物所蕴含的文化，以为随州文化就是炎帝神农“这篇天大的文章”；兴趣集中在擂鼓墩出土文物的学者往往忘记炎帝神农文化，以为随州文化研究的发展方向就是建立“编钟音乐学”。显然把“随州文化”称为“炎帝神农文化”或者“编钟文化”，或者是二者的总和，都是缺乏系统观念的表现。事实上，如果用系统观念处理随州文化的不同内容，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神农文化”代表“随州文化”的一个发展阶段，而“编钟文化”则代表随州文化的另一发展阶段。二者不是“两篇文章”，而是一篇文章中的两个层次。这样一来，“随州文化”就变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缺乏具体的历史感。突出表现在对随州历史文化的评价上，如有人说编钟文化是先进文化。这个评价就缺乏具体的历史感。“先进”是历史的具体的概念。如果我们把“编钟文化”放在青铜时代来评价，那它无疑是先进的，因为它代表了青铜文化的发展高峰；如果我们把“编钟文化”放在“铁器时 代”来评价，那么它就不是先进的而只能是“昨日的辉煌”。研究随州历史文化如果没有这样的历史感，那么对它的评价容易走向拔高，或贬低的极端，就没有科学性可言了。
总之，“随学”建设虽然已经起步，但是对本学科的建设尚没用系统的历史的观念来指导，尚不能揭示其中深层次的问题。因此“随学”的建立有待时日。
三、建立“随学”的基本要求
怎样才能建立起科学意义上的“随学”体系?
我们的回答很简单：正确处理好“随州文化’’和“楚文化’的关系。确认随州文化是在南北兼融的文化空间中产生的相对独立的区域文化体系。
“楚文化”这个概念，广义地讲是指“湖北区域文化”，“湖北”被称为“荆楚”；狭义地讲，是指“楚国的文化”，是指楚国人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就广义而言，“随州文化”属于“楚文化”，就是说，它是“湖北区域文化”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就狭义讲，随文化虽与楚文化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但它并不就是“楚文化”，它是由随国人、厉国人、唐国人创造的，而主要是由随国人创造的。
长期以来，一些楚史和楚文化研究者没有广义楚文化和狭义楚文化的概念之分。他们将“随文化”直接纳入楚国文化的范畴。类似的例子很多。如有一本关于楚史的小册子，先讲在曾侯乙墓中出土多彩玻璃珠173颗，在叙述了“绿色玻璃器”是阿拉伯产的之后，引出结论：“曾侯乙墓是公元前433年人葬的，由此可知，那时的楚国和西方已经有文化联系了。”这 里直接把“曾国”当作“楚国”、把“曾文化”变成“楚文化”。有一篇名曰“从考古发现看炎黄文化荆楚文化”的论文，用曾侯编钟的尖端技术证明“楚文化是继中原商周青铜文化之后的第二个突出的高峰”。它不加论证地将“随文化”当作“楚文化”来引用。
把“随文化”作为“楚文化”来处理的理由可能有两个：一个是“附庸论”。战国时，随国已经是楚国的附庸，其文化已经被楚化，因而属于“楚文化”的范畴。二个是“二元耦合说”。此说认为，华夏文化就其方位来说是北方和南方，就其地域来说是黄河与长江，就其代表性的始祖来说是黄帝和炎帝。北方以晋、韩、魏为代表，南方则由楚独领风骚。在这里，地处“南土”的“随文化”也被楚人“领”走了。第一层理由，有过于想当然之病。在历史上，“文化”灭亡比“政权”灭亡要慢得多。亡人之国不等于消灭该国的文化。灭人之国者反过来为对方的文化所同化的事例，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如元灭宋，但后来元又被宋所在的文化所同化。文化灭亡与政权灭亡在这里不仅不一致，而且相反。随国在政治上是楚国的附庸，并不等于随国文化被掏空而注入了楚文化。很有可能，楚在灭随的同时，大量地吸收了随文化。楚文化中含有很多随文化因素。①“我们应该说是由于楚灭随，又从随吸收了中原文化来丰富楚文化。”（引自王俊义、黄爱平编 《炎黄文化与民族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85页）第二层理由，在思想方法上有非此即彼倾向，它排除了各种文化，特别是南北文化在交融与碰撞过程中形成的中间地带。恩格斯说，一切都通过中介而相互转化。这里的“一切”也应该包含“文化”现象。因此，文化中间地带的存在是客观的，它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发展极”。随州文化就处在这样一个“发展极”，因而把它归于中原文化或纳入楚文化的范畴都是不恰当的。
总之，广义说来，“随州文化”是“楚文化”，是湖北区域文化的组成部分；狭义地讲，随州文化是南北文化交流中的“中间极”，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在考古学界，早就有专家以这一观点来审视、研究随枣走廊的文化遗存了。如雕龙碑遗址发掘主持人王杰先生强调：雕龙碑遗址出土文物具有全国其它同一时期文化遗存的不可替代性，应进行单立文化命名。武汉大学历史系方酉生教授在研究随州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时说：
“随州市的北面大致以桐柏山脉与位于中原地区的河南省南面的信阳交界。在桐柏山以及其东北面的大别山的南北两侧，分布有众多的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遗址。这说明此地已经到了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石家河交接的边缘地区，也是上述几种古文化相互吸收融合的一个地区。根据考古调查的资料，我们可以了解到，随州地区分布的古文化遗址，数量众多，文化内涵丰富多彩，南北交融，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①参看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进行教研室、襄樊博物馆、随州市博物馆《西花园和庙台子》，武汉大学出版社，第18页。
随州史前文化如此，春秋战国时期的曾随文化也是如此。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吴量恺教授在分析曾国文物的文化内涵后得出结论：曾随文化是南北文化结合部中发展延伸的一条东西向的汉东文化带。因此，“是否可以说，在南北文化之间存在着一条兼有南北文化之长的，并形成了一种具有特质文 化圈(或称文化带)，这反映着南北文化交融，重构杂糅与创新整合过程，是一种值得重视的文化发展趋势。我们是否应该以此作为考察随州文化发展的基本视角，……构建与展望历史文化名城随州。”① 参看(炎黄文化与名城随州)，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60—74页
但是以上述观点作为“考察随州文化发展的基本视角”，目前恰恰是研究随州文化的薄弱环节，建立“随学”应该以这个环节的突破口，将专题性研究提升到系统性随学建构的层次。
四、建立“随学”的基本资料
详细地占有资料是研究历史文化的基本前提，研究的“结论”其实就是资料内部联系的反映。随州文化研究的资料比较丰富，包括原始资料和研究成果两类。
学术界对随州文化进行研究的原创性成果是建立“随学”不可缺少的材料。本书所提出的文化发展中间极的观点，就是对许多学者研究成果的概括。不了解学术界对随文化进行研究的成果，所谓“推动”随州文化研究向着“随学”的方向发展乃是一句空话。
但是吸收当代研究成果时要区分重复研究和原创成果、科学研究和伪学术。要注意撇开重复别人研究的低层次的“成果”，真正占有原创性资料。占有原创性成果也要注意区别真伪。例如在研究炎帝神农文化时，我们千万不要把从炎帝到现在的某姜氏家族的“族谱”当作“成果”，因为这是“伪学术”。除了伪学术，还必须抛弃成果中的错误结论。例如清代同治年间修《随州志》中就有一条结论是错误的：
“隋文帝受封于随，及有天下，以随从辶，周齐奔走不遑，故去辶作隋。”
这个结论许多人深信不疑，然而在《水经注》中，“随”作“隋”。杨守敬《水经注疏》对“隋”有如下考证：
“按随，古作隋，《战国策》宝珍隋珠，盖不独杨坚受禅，始去辶为隋也。《金石文字记》曰：《皇甫诞碑》隋字作随。虞世南《孔子庙堂碑》、欧阳询《九成宫礼泉铭》、王知敬《李卫公碑》……皆然。……则知此自古人省笔之法，谓文帝始去辶而为隋者，未必然也。”
显然如果以清修《随州志》关于“隋”的来历为据研究随州文化，那么引出的结论也一定是错误的。只有从真正的科研成果出发，我们对随州文化总是才能进行严肃的学术研究，才能取得建设性的学术成果。
原始资料大体包括三类：
文献资料。《左传》、《国语》、《史记》、《墨子》、《水经注》等书中含有比较丰富的关于随州历史文化的记载。这些记载中，有关随国的资料是主要的，但也不能简单化。因为随州虽然是屹立于汉东地区的姬姓随国故地，但其境内还有姜姓厉国、姬姓唐国，它是“三都珠联”之域。所谓随州历史文化的文献资料，其实就是这“三国”的记载。认真搜集、整理这些资料，有助于我们弄清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更早时期的随州复杂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
传说资料。口耳相传的神话故事是我们研究随州文化的 传说资料。这类民俗学资料在随州是很丰富的。从曾侯乙墓、擂鼓墩2号墓出土的文物中我们可以看出，神话、传说是随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水经注》里记载的父老相传的“神农井”、“神农洞”，随州的“舜井”，“娥皇洞”等等神话传说无不折射出随州在新石器时代、尧舜禹时代的文化影子。研究“随州文化”当然不能以传说为基础，但是忽略了传说资料，我们的研究就不全面。
文物资料。随州境内的文化遗存(遗迹和遗物)十分丰富，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存更是震惊世界。我们现在已经发现和发掘的古文化遗存，还只是冰川的一角。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资料将越来越丰富。研究随州文化，发掘古文化遗存中的文化内涵是一个主体性工程。
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将这三类资料有机地结合起来：
研究随州史前文化必须坚持文物资料和传说资料的有机结合。随州史前文化遗存虽然很丰富，但它并不能说明是谁创造了这些文化，因为这些遗存上并没有文字记载，至多只有一些处于萌芽状态的文字给人一些解读信息；传说资料虽然道出随州境内上古文化是谁创造的，但是它往往会走样、失真。只有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对随州史前文化才能做出“大体上”科学的研究。
研究随州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的文化，即从夏商到战国时期的文化要坚持文献资料和文物资料的有机结合。随州历史文化中的一些实质性问题，只有在这种结合中才能显示出来。例如春秋战国时期，文献资料小的陆州文化主要是随文化但 是随文化并不见于同期文物资料中；而文物资料中的随州文化主要是曾文化，可是这个“曾文化”又不见于同期的文献资料之中，于是随州文化中就出现一个“曾随之谜”的问题。解决好了这些问题，我们就能很好地展示随州进人文明时代后的文化面貌和地方特色。
五、本书的基本思路和结构
(一)基本思路
我们所研究的随州文化，在断代上从雕龙碑文化到战国时期。根据“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这个一般历史进程，我们将随州的历史文化分为三个基本阶段：与石器时代相对应的烈山文化，这是随州文化的形成期，其代表性人物就是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氏，即烈山氏；与青铜时代相对应的编钟文化，这是随州文化的发达期，其代表性人是季梁；与铁器时代相对应的曾国文化，即从曾侯乙墓到擂鼓墩二号墓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这是随州文化的衰落期，其代表性人物应为擂鼓墩二号墓墓主，但我们至今不知其名。既然在曾侯乙时代随州文化已经明显走向衰落，所以我们将随文化第三阶段的代表性人物确定为“曾侯乙”。在国际学术界，有人将曾侯乙列为“有影向人物的名单”，国内有人据此称曾侯乙为“伟大音乐科学家”。① 参看随州市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神奇的擂鼓墩)(内部版) 214—217页。我们暂且同意这个结论。但必须指出，曾侯乙的音乐科学属于青铜文化的范畴，在铁器时代，他是落伍者(本书将有详细讨论)，因此，我们把他作为随州文化衰落期的代表是有道理的。
(二)基本结构
基于上述思路，我们的研究在结构上将以发展阶段为主线。在研究随州文化的兴起时，我们突出强调随州文化是怎么来的这一问题；在研究随州文化的衰落时，我们将着力探讨其衰落根源。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这样一系列专题性问题：传说时代的“随州文化”；春秋战国时期的“随州文化”；季梁思想研究；随州文化的来源和特征；随州文化衰落根源分析。
有必要指出的是，这种结构安排是以现有资料为基础的。研究随州文化的资料是个变量，关键是地下文物资源的变数很大。随着新资料的发现，这种结构安排可能要被调整，甚至全部推翻也是可能的。因此，所谓“随学”并不是固定在一个模式中的“体系”，它是处在建设之中的理论系统。
六、“随学”的文化价值
“随学”的文化价值问题，就是建立“随学”的基本意义的问题。
建立“随学”是为了研究随文化的兴起、发展和衰落过程的规律性，为我们如何建设先进文化，做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者提供研究理论的和历史的借鉴。
我们在本书将要说明，随文化的兴起，在于随枣走廊的先民们善于将不同文化和文明结合起来。在其形成期，烈山文化是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的融合；在其发展期，编钟文化是周文化和楚文化的结晶。因此，‘‘合和’’的生活方式导致的随州女化的兴起和发展。但是“合和思维”有一个重要缺陷，就是 取于争雄大卜的葸识不强，因此到了战国时期，随文化因不适应这个竞争时代，不能不走向衰落。合和走向兴盛，无争缺陷走向衰落，是随州文化的一个发展规律。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世界多极化是必然的历史现象。中华民族要生存和发展，必须成为多极化世界中的“一极”。做到这一点，必须善于从别的文化和文明中吸收新知识和新思维。把自己封闭起来，拒绝吸收文化交流中的新文明，只能使自己成为文化发展的落伍者。以和为结构的随州文化启示我们，文化的兴起与发展要有一个充满学习精神的开放机制。在其中，不同的文化和文明不是“不共戴天”的敌人，而是可以互相补充的。在补充的过程中，我们就能创造出一个新文化和文明。但是“和为贵”并不排除“争”。随文化最终被历史淘汰就是因为它缺少“争”的意识。“发展”离不开“和”，但也不能没有“争”。发展就是对立面的斗争。世界的文化极虽然很多，但也是有限的。你不去争“一极”，人家就会去占。占有一极的过程，就是竞争的过程。
最近几年，中国学术界有人提出一种“合和辩证法”，就是只要“和”不要“争”。“和”的辩证法认为，一个社会的正常态是“和”，宇宙的正常态也是“和”，现代历史是向着“仇必和而解”这方向发展的。我们通过对随州文化的发生和发展以及衰落过程的规律性的研究认识到，在任何文明中“和”与“争”都应该统一起来，文化的生命是由“和”与“争”交织起来的旋流。建设先进文化需要“和”，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更需敢于“争”。
“随学”的建立是对楚文化研究的丰富和发展。人们常常把“对楚国的历史和文化做多层面的，全方位的研究”定为“楚学的任务”。从广义楚学来看，这个任务未免太小。因为在先秦时期，湖北境内的诸侯国有很多，有影。向的首先是楚国。但是除了楚国以外，随国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而且随国的文化有自己的特色。不把这些有政治有影响、文化有特色的诸侯国的历史和文化纳入楚文化研究的范围，我们对湖北地域文化的认识就不可能具有全面性。可是如果从狭义楚学观出发，把湖北地域文化统称为“楚文化”，那么楚学的任务又未免太大了。在湖北地域文化中，有许多地方性的文化不属于“楚文化”的范畴。一些楚文化研究者硬是将它们纳入楚文化，做为楚学的研究对象，结果出现了一种泛楚化的倾向。学术界对一些人的泛楚化倾向早就提出异议，认为这样不能得到“全国学术界首肯”。 ①（引自王俊义、黄爱平编 《炎黄文化与民族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84页）
“随学”的建立一方面拓宽了楚学研究的视野，把狭义的楚学推向广义的楚学，由此确立楚学中的随州学派；另一方面又把狭义的楚学与“随学”严格区别开来，强调“随学”与狭义的楚学是并列的，二者有交叉关系。这就纠正狭义楚学研究中的泛楚化倾向。
“随学”的建立有利于提升“人文随州”的文化品位。“随学”具有地方性，是地域文化的范畴。随州是“随学”的发祥 地。目前人们用“炎帝神农故里”、“古乐编钟之乡”来称呼随州，虽然肯定了随州的文化地位，突出了随州的文化优势，但毕竟还没有达到文化的自觉，因为它没有使随州的炎帝神农文化和古乐编钟文化融为一体，形成“随州文化体系”，更没有使人认识到随文化思维结构的优势何在，负面影响何在，因而不利于人们从随州文化遗存中刺取对我们有利的东西。只有用“随学”将随州的文化遗存进行全面，深入的整理，我们才能从中铸造出为当今随州文化建设所需要的材料。“随学”的建立就是将随州文化遗存上升为一个体系，这是建设“人文随州”之不可或缺的支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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