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辰年寻根节快到了！随州将又一次成为海内外关注的热点，随州文化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那么，随州文化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它有什么特点？本文将做概要式的介绍。
炎帝神农篇
炎帝神农氏是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之一。
他的史诗般的传说对随州文化有深刻的影响。随州民间世代口耳相传着神农的故事，官方也以志书等形式积极整理有关炎帝神农氏的传说资料，随州人认为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热土是“诞圣之地”。
炎帝神农的功德传说与随州考古
考古资料无可争辩地显示：随州境内存在着一个“烈山”以祀“太阳”的族群。这个族群所创造的文化与炎帝神农氏的功德传说有着十分深刻的对应关系。
“烈山而焚之” 。 新石器时代的随州文化以火或者太阳为崇拜对象，而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氏就是“火”。王逸《楚辞•远游章句》：“炎神，炎帝也。”在人间的生活中，炎帝的贡献是将“火”由生活能源变成了生产能源。发明人工取火是伏羲的一大贡献。伏羲又叫“庖羲”，其含义就是“取牺牲以充庖厨”，要达到上述目的，一定要有火才成。不过在伏羲时代“火”的使用限于生活领域。到了炎帝神农氏，“火”又变成了生产能源。传说本炎帝起于烈山，故又号“烈山氏”。何谓烈山？《说文解字》：“烈，火猛”，其形态为猛火，所以有人说，烈山就是“烈山泽而焚之”的活动，看来“烈山氏”是“刀耕火种”这种经济形态的人格化。
“制耒耜”、“殖五谷”与“和药济人”。随州新石器时代的农耕经挤十分发达，而在传说中炎帝神农氏正是“制耒耜”、“殖五谷”的发明者。《增补资治纲鉴》：“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白虎通号》：“古之人民，皆食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不足，于是神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绎史》引《周书》：“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在将植物发展为农作物的过程中，发明了中药。《世本，作篇》云“神农和药济人”。司马贞《史记补三皇本纪》：神农“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淮南子》云：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在神农架一带流传的《黑暗传》是这样讲述神农尝百草的故事的：“可恨七十二毒神，要害神农有道君，神农判出众姓名，三十六次逃了生。”据说炎帝神农氏最终丧生于断肠草，他虽然献身了，但其留下的经验和教训却奠定中国传统农业和医学的基础。从渔猎采集到刀耕火种是伟大的历史创新，也历史的巨大进步，炎帝神农氏正是进行这项创新的伟大文化英雄，是这种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和要求的代表者。传说与考古有很好的对应关系。
“日中而市”。考古中的随枣走廊的先民们已经开启了萌芽状态的城市生活，而在传说中，炎帝神农氏则是“日中而市”的开创者。城市生活的决定性要素就是交易。市就是交易关系的总和，所以考古中的随枣走廊的先民们已经开始了交易活动。《周易•系辞》：神农“日中而市，教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日中而市”之“市”既包含城市之义，又有“聚天下之货”的交易之义。二者其实是不可割的。城就是交易的主要场所，无贸即无城，贸易是城的核心。《汉书货•食志》：“洪范八政，一日食、二日货：食谓农殖嘉禾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有了“聚天下之货”的市场规模，自然也就有“城”了。有人说，炎帝神农氏“日中而市”属于物物交换的范畴，可是“教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说明那时的商品交换规模已经很大了。马克思指出，简单的商品形式就能产生简单的货币形式。从这一原理出发，我们可以推测，炎帝神农氏所开创的市场经济已经进入了用货币进行交换的门槛了。汉人对此是肯定的。《汉书•货食志》云：金刀龟贝兴自神农之世。考古工作者曾在随州环潭的梅丘遗址发现汉代残砖一块，其长侧面饰连山图案，短侧面饰孔方兄图案，把外圆内方的钱形与连山结合起来。其文化含义显然是“钱出连山氏”。这就告诉我们，炎帝神农时代已经有了“通货”。
“制琴弦”。随州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们已经获得了比较丰富的音乐艺术生活，而在传说中炎帝神农氏“削桐为琴，练丝为弦”，能歌善舞。桓谭《新论》：“昔者神农氏继宓羲而王天下，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于是始削桐为琴，练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这里“通神明之德”的音乐，其实就是巫舞活动，这是远古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炎帝神农氏很懂运用音乐陶冶人的精神情操，故传说神农造琴以定神，禁淫僻，去邪欲，反其天真。
“养民以公”。 新石器时代的随州先民没有贫富差别，而在传说中炎帝神农氏创造了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制度。《淮南子•主术训》：“昔者神农氏之治天下也，……养民以公。”“当此之时，法宽刑缓，图圄空虚，而天下一俗，莫怀奸心。”《商子•画策》：“神农之{让，公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这个时代的人是利他而不望其报的，因此天下能共富之。正是这种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神农之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理想。
以上对应关系说明炎帝神农氏或烈山氏的传说并非空穴来风，它甚至可以还原为随枣走廊地区的考古文化。我们有理由相信，史前时期的确存在着一个“神农之世”，而随州则是炎帝神农文化的一个发生地。
随州： 炎帝神农氏的生地
自古以来，诸多故籍都坚持炎帝神农生于随之说。此说包括把炎帝神农氏与列山、烈山联系起来的“厉山说”和把列山、烈山或厉山和随州联系起来的“随州说”。
“厉山说”提出的时间至迟在西汉时期。主要的资料有：《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国语•鲁语》“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日柱，能植百谷百蔬”；《礼记•祭法篇》“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日农，能植百谷。” 郑玄说炎帝“起于厉山”。
随州说可能出于东汉时期。《汉书•地理志》云：“随，故国。厉乡，故厉国也。”西晋人继承了东汉人之说，如皇甫谧在其《帝王世纪》中留下这样的句子： “神农氏起于烈山，谓列山氏，今随厉乡是也。” 南朝宋盛弘《荆州图记》虽然基本失传，但其中这句话是传下来了：“(随)县北界有重山，山有一穴，云是神农所生，又周围一顷二十亩地，外有九重堑，中有九井，相传神农既育，九井自穿，汲一井则重井动，即此地为神农社，年常祠之。”
郦道元《水经注》云：“(赐)水源出于大紫山，分为二水，一水西迳厉乡南，水南有重山，即烈山。山下有一穴，父老相传云神农所生处也。故《礼》谓之烈山氏。水北有九井，子书所谓‘神农既诞，九井自穿’，谓斯水也。”“又言汲一井，则众井水动，今井湮塞。遗迹仿佛存焉。”
唐宋时期，人们对炎帝生于随州说深信不疑。据《艺文类聚》：“盛弘之《荆州记》曰：随郡北界有九井，相传种农既育，九井自穿。又云：汲一井则重井水皆动。”南宋王存《元丰九域志》：“随州：神农庙，在厉乡村。”《郡国志》云‘厉山，神农所出；厉山庙，炎帝所起也。’”
《随州志》所记炎帝神农氏世系
《随州志》认为炎帝神农氏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因此它以《帝纪》的形式，综合了各方面的资料，勾画出了一个炎帝神农的世系： 神农名石年或作石耳。神农母有侨氏，名安登神农妃承桑氏，—作桑水，一作奔水。炎帝临一作临魁。炎帝直一作植。炎帝匣，一作来。炎帝居，母桑水氏，名听沃。炎帝克，一作扈，又作哀。 炎帝魁，时风沙侯杀其箕文。炎帝榆罔，一作榆罔。榆罔犹袭神农之号。
其实，炎帝神农氏是文化英雄，其功德传说至少在目前还属于传说史的范畴，其中虽然有历史的影子，但是它最多是史诗般的传说。
探秘：炎帝部落的衰落
正当黄帝氏部落如东方旭日时，炎帝部落却走向衰落。从石年到榆罔，炎帝神农之世并非风平浪静，如在炎帝魁之时就发生夙沙氏杀其谏臣箕文的事件。而像共工和祝融、榆罔和蚩尤、蚩尤和黄帝之战，都发生于炎帝神农之世，它们涉及了炎帝族的衰败过程。
祝融和共工之争。本来，祝融和共工是父子关系，所谓“祝融生共工”是也但是为了争夺帝位，祝融火攻，共工水战，打得天陷地崩。司马贞《补三皇本纪》说：诸侯有共工氏，任智以刑强，霸而不王，以水桑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
在这一仗里，祝融是统治神，任智以刑强的共工是反抗神。共工虽然没有获胜，但是他一怒乃头触不周山，使天杜折，地维缺，使得强盛的炎帝族元气大损。
榆罔和蚩尤之争。榆罔是炎帝族的最后一个首领，蚩尤虽然是臣子，但也不简单，是炎帝的后代，非常聪明，发明了戈、殳、戟、酋矛、夷矛。尤作五兵，谓戈、殳、戟、酋矛、夷矛也。(今按：“殳”这种兵器古籍虽多有记载，但在曾侯乙墓开挖之前，并无实物可见，在曾候乙墓里出土了这种兵器，证明古籍所载不虚。)蚩尤不甘为榆罔之臣，就驱赶了榆罔，自封为“炎帝”，所以有人说，蚩尤是冒牌的炎帝。榆罔也不甘失去帝位，于是跑以中原地区，请求黄帝，以征蚩尤。这就有了黄帝与蚩尤之战。据史书和神话记载，黄帝与蚩尤之间的主要战争有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阪泉之战，黄帝三战而后胜；涿鹿之战蚩尤虽然神勇，但最终身首分解为二。蚩尤败了，榆罔之位亦不可复。这了轩辕代炎帝神农之说。内争引起外患，外患导致神农氏族衰亡。
祝融和共工之争、榆罔和蚩尤之争发生在炎帝神农部族，属于“内乱”，但是黄帝与蚩尤之争却是“外患”。黄帝与蚩尤都使用了工具中的革命性因素——铜，但黄帝能适应先进生产力的要求推出一套仁义礼制之类的文化体系，“周易”对此有详述；而蚩尤则没能适应这一要求，正如《太平御览》所说：“黄帝以仁，不能禁止蚩尤”没有形成“仁”之类的先进文化系统，就意味着蚩尤没的掌握先进文化。因此黄帝与蚩尤之争实际上也是文化的冲突，没有先进文化的最弱败于掌握先进文化的集团。历史教训昭示一个真理：任何一个集团不能代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都要被淘汰出局，而不能代表先进文化发展的要求的也要被淘汰出局。
曾随文化篇
从文献和考古等情况来看，“随州文化”包括鄂、厉、唐、随（曾）“四国”的文化。在这四国中，除随（曾）文化外，有关鄂、厉、唐三国的史料，故籍中的记载大都语焉不详，且地下发掘亦不甚丰富，研究的条件还不甚成熟。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随州文化”，主要是指随（曾）文化。
曾随之谜
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随文化”不能不涉及一桩悬案，这就是“曾随之谜”。考古资料显示：从春秋初年到战国前期或中期，在随栆走廊始终存在一个姬姓的曾国，然而在有关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中却完全找不到存在于随栆走廊姬姓曾国的资料。《左传》诸书对汉水以东各小国以及楚国在该地区的发展情形记载甚详，但没见“曾国”字样。能够与“曾国”相对应的文献中的侯国被称为“随”，但是在有关这一时期的地下文化遗存中却完全找不到“随国”的材料，特别是在曾侯乙墓中，没有“随国”字样。曾与随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侯国？对这个问题目前是众说纷纭。比较令人信服的说法就是李学勤——石泉所提倡的“曾随合一” ：“文献中的随国就是考古学中的曾国 ”。例如石泉认为，文献中的随国和考古资料中的曾国，时限一致，地望（特别是今随州一带）重合，族姓相同，在现有的曾器铭文和有关随国的史料中又从未见此二者的名称并存，只有将曾与随理解为同一诸侯国的不同名称，才讲得通。
其实，曾国的地下资料与随国的文献资料是可以通约的。例如，文献中的随国大夫“季梁”与考古资料中的曾国“季怡”同在“季氏梁古墓群”。在文献中，季梁属于春秋早期人物，可能近于春秋中期；而在考古资料中，季怡墓中的青铜器具有春秋中期特色，他可能生于中期偏早。因此，季梁和季怡不是同一个人，但是他们有血亲关系。季氏家族在文献中是“随国”显官，在考古资料中为曾国的公族，这正好说明曾与随是一国而二名。
最近有人发表论文说，已经找到了地下文化遗存中留有 “随”的字样的文物，然而许多考古工作者并不认同这一文物，所以问题还没确定性的答案。
从无“日”到有“日”
在考古学层面上，曾国之曾的写法似乎经历从从无“日”到有“日”的历史演变。
2010年12月底，淅河镇蒋寨村的村民平整土地时，挖出15件青铜器。这次意外发现一方面使诸多悬而未决的历史谜团，得以拨开云雾见明月，但另一方面也加深了一些疑惑，比如叶家山墓葬文物中的“曾”字没有“日”字。可是，我们在曾侯乙文物中看到的“曾”字都是带有“日”的。
查阅相关资料，我们发现早期曾国的“曾”字都是无“日”的。例如北宋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在湖北省孝感发现一批周成王时期的青铜器（即安州六器），出现了周南征虎方的铭文。其中的一件铭文为：“王令中先省南国，串（贯）行，几广在曾”。意思是，在伐虎方时，周成王先派中去视察南国，并在曾国为周王设置行帐。曾国属“南国”，而南国在江汉之间。可见周之初年，江汉地区就有一个曾国。而这个曾国之字就没有“日”字。此情并非孤例，在均川出土的曾伯文簋盖所铭之“曾”字，亦无“日”字。从周成王时期的“曾”到叶家山墓葬文物中的“曾” ，写法一脉相承，都没有“日”字。然而到公元前800年—公元前650年发生了变化，那就是曾国之曾多了一个日字，比如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文物中的“曾”字，就是有“日”，此后曾国文物铭文之“曾”都是有“日”字的。
同一个国名，早期的写法与晚期写法的变化是如此之大，它究竟说明了什么？个中底蕴有多少历史奥秘？实在值得人们进一步探究。
曾（随）国的世系
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可以粗步勾画出从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晚期的曾国世系。这些资料主要是指：
1、均川出土的曾伯文簋铭文，这里出现了一个曾伯；
2、叶家山考古发掘资料。这个资料里清楚地显示了一位“曾侯谏”；
3、枣阳郭家店曾国墓发掘报告。根据这个报告，我们可以确认一个生活在公元前800年－公元前650年这个区间内的曾国君主——曾伯奇。他在执政时，推行刑政合一，主张把刑放在“用为民政”的高度。
4、《左传》所记载的“随侯”。《左传》关于随国的记载，基本上是围绕随楚关系展开的。现摘要如下：
桓公6年，楚武王35年（前706年）：“楚武王侵随。……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
桓公8年，楚武王37年（前704年）的速杞之战：夏，楚子合诸侯于沈鹿.黄、随不会……楚子伐随，军于江、淮之间。随师败绩，……乃盟而去.
桓公11年，楚武王40年（前701年）：郧人军于蒲骚,将与随、绞、州、蓼伐楚师。……遂败郧师于蒲骚，卒盟而还。
庄公4年楚武王51年（前690年）：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师……伐随。……随人惧，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随侯……
僖公20年，楚成王32年（前640年）：随以汉东诸侯叛楚……伐随师。取成而还。此役被当时的评论家评为：随之被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动。其过鲜矣，善败由已而由人乎哉？
昭公17年，楚平王四年(前525年):吴伐楚……战于长岸, ……大败吴师, ……使随人与后至者守之.
定公4年，楚平王4年，(前506年):“冬,蔡侯、吴子、唐侯伐楚。”楚军大败，楚昭王奔随,随侯拒绝将楚王交给吴王,理由是随之所以存在是楚保护了它,而且两军之间立有盟世,此次楚王割子期之心与随侯结盟.
以上讲的是随楚关系的史实,同时也透露出随之世系的一些信息,因为我们从中至少可以分辨出三位“随侯”。
第一位是与楚武王同时执政的“随侯”，在他执政时期，随楚征战频发，虽然随不能取胜，但有季梁等人的辅佐，楚国也不能灭随。双方时有和约，时而背约。第二位是与楚成王同期为政的“随侯”，他弃盟而与楚战，在历史上落了一个不自量力的不良评语。第三位是参与吴楚长岸之战的“曾侯”，一个“使”字表明它已经是楚之附庸；同时他又保护了楚王，使楚王将他当作患难朋友。
5、季子祠西侧古墓葬两戈铭文中的穆侯。1979年，随州农民在季子祠”西侧发掘出一座古墓葬，出土编钟、容器、马衔、戈、干器等随葬物品四十件。其中两件戈均有铭文。其内容不仅说明季氏为“周王孙”，而且说明季怡是“穆侯之子，西宫之孙。”季怠墓出土器物的形制风格大多具有春秋中期的特点。因此“穆侯”当为春秋中期早段的曾国国主。
6、擂鼓墩一号墓里随葬物品所记载的曾侯。主要有三个：乙、越、与。有考古工作者初步确认，曾侯越在早间上略早曾侯乙，因此他可能是曾侯乙之父；“与”用过的物器既然出现在曾侯乙墓中，说明他绝不晚于曾侯乙，可以顺理成章地推测他为曾侯乙越的先君。
7、擂台墩二号墓墓主。此墓虽然没有铭文说明墓主是谁，但是从墓葬规格上看，他是一代侯王，且在时间上晚于曾侯乙。至于他以后，曾国是否还存在，有待于考古发现来证明。
以上资料所显示的随侯或曾侯在执政时间上有明显的先后关系，很有可能，文献资料中的随侯也就是考古资料中的某位曾侯。例如，曾侯谏在曾伯奇之先，而曾伯奇明显早于与楚武王同期执政的“随侯”，而他这个随侯又早于曾穆侯；从时间上看，保护楚昭王的随侯应是曾侯越，而曾侯乙则享受了其父亲保护楚王所带来的和平与安逸。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初步地勾画出一个曾国世系：
……曾侯谏——曾伯文——曾伯奇—与楚武王同时执政的“随侯”—曾穆侯—与楚成王同期为政的“随侯”——曾侯与—曾侯越——曾侯乙—二号墓墓主……
不过，这个世系同样充满谜一般的历史，除了曾随之谜、有日无日之谜外，还有一个侯伯之谜，即曾国究竟是侯还是伯？对这些谜一样的历史，人们只能随着研究的深入一步一步来解开。
随灭国小考
随国何时灭亡的？它是被谁灭亡的？这个问题诸家向来各说不一。很多人认为随为楚灭，然后设县。然杨守敬说：“春秋随国，或言后属韩，或言后属楚，……不知为谁所灭。”
其实，随为楚灭本来不应该成为问题的。从上面的考证中，我们已经知道早从公元前640年起，楚与随关系就是主与从关系了，随由周室的封侯变成了楚之从国，这是楚灭随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将随变成楚的一部分。《史记•春申君列传第十八》已经向我们透露了随为楚灭的信息。这段话的原文是：
王将借路於仇雠之韩、魏乎？兵出之日而王忧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资於仇雠之韩、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雠之韩、魏，必攻随水右壤。随水右壤，此皆广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虽有之，不为得地。是王有毁楚之名而无得地之实也。
在这段话里他明确讲“随水右壤”是楚国的领土，秦国如果占领了随地就属于“毁楚”。春申君讲这段话的时间是在公元前272年。由此可见，随国为楚国所灭，在楚国人自己的文献中已经有明确的记载，其亡国下限至迟在公元前272年之前，此时距曾侯乙时代已经161年了。
曾国的文化成就
曾侯乙墓及擂鼓墩2号墓所出土的文物实际上蕴含了曾国文化的“百科全书”。在科技发展史上，它创多项“世界之最”；在艺术发展史上，它奠定了曾国举足轻重的文化地位。
曾侯乙墓简直就是中国先秦科学技术资料陈列馆，对它的研究，破解了许多科技史上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二十八宿天文图的发现在天文学史上推翻了中国的二十八宿体系由巴比伦原始型“白道”发展而来的说法；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从青铜铸造工艺的角度看，不仅继承了我国古代传统的青铜铸造工艺，而且在许多方面有革新、创造和发明；曾侯乙墓仅存的一些残片，反映了曾国纺织技术的高度发达，比如1其残锦片的结构为单层的暗花丝织物，就是首次发现，对商琦、周锦以及汉锦织造工艺的探索，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曾国文化文化艺术成就也十分了得。这是一个充满神话的王国，在曾侯乙墓E•61的箱盖上刻文的“紫锦之衣”，在云气纹中绘有若木扶桑、金乌（日）玉兔）（月）、后羿射日等神话故事。在擂鼓墩2号墓中，有四件编钟的隧部都绘有神人操蛇的图案。此人像昂首挺胸、双目前视，坐跨在一条龙形怪物之上，两臂高举，两手各操一蛇，双手各踩一蛇。曾国的神话故事，就其题材而言与《山海经》的源渊相同，这似乎说明《山海经》在曾国的流传广泛。此外，曾国人在音乐、雕塑、绘画、书法、工艺美术等方面的成就就使国内外艺术界为之震惊。
曾随文化的历史地位
从考古发掘来看，它还属于“青铜文化”的范畴。曾侯乙墓、擂鼓墩2号墓所出土的文物，有木器、玉器，但以青铜为主。青铜文化不是随人文化首创而且在开始它也不是做得最好的，但是随人（或曾人）却能后来居上，把中国的青铜文化发展到鼎盛阶段，随州客观上成为中国青铜文化的中心。考古发掘证明：迄今为止，已出土的曾侯乙墓编钟之前、之后的编钟未能有与之相匹敌者。可是从“石器文化——青铜文化——铁器文化”这一发展次序来看，春秋，特别是战国时期的随州文化，即从曾侯乙时代起，随州文化应该是进入铁器时代的文化。不过，我们在曾侯乙墓里并没有发现铁器。这意味着曾侯乙虽然把青铜文化发展到鼎盛阶段，但在铁器时代他却是落伍者。也就是说，从曾侯乙开始，随国历史文化就已经在走下坡路了。把曾侯乙墓和擂鼓墩2号墓作对比，人们不难发现，2号墓墓主的经济实力远远比不上曾侯乙，其陪葬品与曾侯乙墓所出器物相比差别太大，并且出现拼凑现象，青铜礼器在昔日的尊严正在日益丧失。从曾侯乙的辉煌到2号墓墓主的破落，说明曾是青铜文化的中心的随州文化快要走到自己的尽头，在随州的文化中心早已转移到其它地方去了。
南北文化交融篇
随州文化究竟由何而来？回答是：由黄河流域的文化与长江流域的文化相交而生，即是北方文化由西北到东南而南方文化由东南到西北的交融结果，交融性构成随州文化最本质的特征。
亦南亦北的曾随文化
雕龙碑文化遗址和西花园文化遗址是随枣走廊中的两个重要的遗址，而在考古学上，二者表现出了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文化遗存中既有北方文化又有南方文化，表现出了一种亦彼亦此的交融性现象。
雕龙碑遗址的发掘发现了三个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有相同或相似的一面，但又各有不同的文化特征，文化性质并不一致。第一期出土的许多文物如鼎、红宽带纹钵、直口钵，特别是红底黑彩的彩陶片具有仰韶文化早期的陶片特征。据考古学家判断，从总体上看，第一期文化遗存与河南淅川下王岗的仰韶文化较为接近，应属于下王岗仰韶文化。第二期文化遗存中的鼎较多，但是大部分却与下王岗仰韶文化的鼎不同，有些与庙底沟仰韶文化相同；有些又表现出了大溪文化油子岭类型的因素；还有一些是自身的文化因素。因此第二期文化表现出了一种混合性质，很难将它归于某一类。第三期文化遗存中的鼎有仰韶文化类型的，也有屈家岭文化早期的，如个别鸭嘴形足的罐形鼎；其他带小矮圈足器的典型器物不见于仰韶文化，而多表现出了屈家岭文化文化的特征。因此，它具有一种很难将它归于某一类文化的混合性质。总之，雕龙碑文化的早期属于仰韶文化类型，而第二、三期则表现出了亦北亦南的混合性质。
西花园遗址的文化堆积包括东周、石家河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三个时期的遗存。东周文化层破坏严重，最底层是屈家岭文化层，分布十分普遍。只是因为其潜入水下，未能发掘到底。从现有出土的器物的形制和彩陶纹饰等方面来看，它们的时间要比屈家岭文化早一些，很象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的仰韶文化。我们可以推测，越是往底，其仰韶文化的特质越浓。这就是说，西花园遗址的文化早期表现为仰韶文化，其后是屈家岭文化，再其后是石家河文化。它表现出了几种文化的包容性。调查表明，随枣走廊大多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在文化属性上都表现出了南北交融的现象。
中国稻作文化史显示，随枣走廊大多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在文化属性上表现出了南北交融的现象。谷这个概念的形成过程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一个谷名，内容各表；第二个阶段是内容为多，但总括于谷类。显然，第二个阶段属于南北融合的阶段。那么这个融合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完成的呢？是在“长江中游由三苗族沿汉水北上形成的渐川下王岗文化”这个区域，而这个区域的核心地段，就是随枣走廓地区。考古学证明了这一点，例如雕龙碑遗址的文化遗存中，就含有粟稻并作的现象，可见随州史前文化最大的亮点，在于完成了一次南北农作文化的综合。
随州：南北文化交融的地理环境
随州文化之所以具有交融性，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它的地理环境。随州的北面有属于准阳山脉西段的桐柏山，给中原文化与南方文化划了一个界线;西南面有大洪山,给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划了一个界线。两山中部有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狭长的平原，其间多为丘陵和坡地。它们覆盖了随州、枣阳的绝大部分地区，人们称之为“随枣走廊”。与华北平原相比，这条走廊自然不算大。可是从地理上看，它却处在中国的南北分界线上。被称为中国南北分界线的淮河，就发源于随州境内。这里既有渔水之便，又有耕灌之利，更有牧猎的有利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易居地。随枣走廊地区属于典型的过渡地带，所以中国气候及种植物在随枣走廊地区表现为明显的过渡性。在农作物上，这个地区的作物论品质虽然不能南北兼优，但论品种，它却是南北兼有的，能满足人们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
南北文化在随枣走廊交融的线路图
如果我们以西花园遗址文化为南北文化相交融的一个节点，那么，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晰地勾画出一个南北文化在随州相交融的线路图。
北方线路图。随州史前文化的北方因素主要是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不仅“随枣走廊”分布有半坡类型文化遗存，在长江以北的整个湖北境内，都有半坡类型的踪影。离西花园遗址最近的并且与之能连接起来的是枣阳雕龙碑遗址，而枣阳雕龙碑遗址文化的北方因素属于最古的属于仰韶文化早期的。仰韶文化的早期与黄河中游地区大地湾文化有关。其年代距今8000年～7000年，主要分布在陕西、甘肃省境内的渭河流域。居民的经济生活以原始农业为主，种植黍等作物。生产工具有石刀、石铲和石斧等。制陶业很原始，采用泥片敷贴法。陶器以圈足碗、彩陶钵与筒腹三足罐最具特点。住房是圆形的，为半地穴式建筑。储藏东西的窖穴亦是圆形。居民死后埋入长方形土坑墓，随葬陶器等物品。这样一来，北方文化进入随州的线路图当为陕西、甘肃——河南——湖北（枣阳——随州）。
南方线路图。我们这里暂从屈家岭遗址文化讲起。随州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的南方属性主要是屈家岭文化。屈家岭遗址地处大洪山南麓与江汉平源的交接地带，为中纬度内陆，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该遗址是我国长江中游地区发现最早、最具代表性的大型石器时代聚落遗址，距今4700—5100年,系统、全面地反映出我国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文化面貌。该文化的北部外围分布区，已到南阳地区伏牛山南麓一带，这里原是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后来屈家岭文化扩展及此，并与黄河流域腹地的末期仰韶文化和早期龙山文化先后发生接触和交流。例如，在具有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性质的河南禹县谷水河第三期和郑州大河村第四期文化遗存中，分别出有双腹豆、高领圈足壶、高圈足杯、盆形瓦足鼎等，都与屈家岭文化的器形相同或近似，显然是屈家岭文化影响的结果。在陕县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中和青龙泉中层、屈家岭，又都存在喇叭口红衣小陶杯、圜底罐形鼎等相似的器物，反映了相互间的联系。
这样我们又可以获得一条清晰可见的线路图：大洪山南麓与江汉平源的交接地带——随枣走廓（随州——枣阳）——河南。
这两条线路所包含的文化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农业文化。但是又有不同点，北线所反映的农业主要是粟，借用农学专家的话，我们称之为粟文化；而南线所反映的农业主要是稻，我们称之为稻文化。而它们的节点即随枣走廓地区所反映的农业则是粟文化与稻文化的并存。节点上的农业文化不是纯粹的南方文化，也不是纯粹的北方文化，而是二者相交融的产物；而且它也不是最早的，但是，它是更丰富的。
控制南北文化交融“节点”上的主人
主持随枣走廊文化交融的人们究竟是哪些人呢？它们是一些怎样的族群呢？
枣阳雕龙碑遗址的发掘表明，该遗址第一期的文化主要是仰韶文化，只是到了第三期，屈家岭文化因素才成为常见的；西花园遗址的文化也是如此。这种情况，让我们做出一个判断：随枣走廊地区的文化主体是北方人。他们最早是由西北地区迁徙到随枣走廊的北方族群。他们刚落户随枣走廊地区时，以带来的北方文化为生活方式，后来入乡随俗，接受了南方族群的文化，比如屈家岭文化，并且将屈家岭文化传播到了他们的祖居地——河南等地。
根据人类学专家的研究，我们知道这个族群具有蒙古人种的一般特征，即卵圆形颅，简单的颅顶骨，浅平的鼻骨凹及扁平的鼻骨，颧骨宽大，面扁平度较大，圆钝的眶型以及宽短型齿弓和铲形门齿等等。即是说枣阳雕龙碑遗址的人骨属于蒙古人种。但是由于随枣走廊地处华北与华南的中间地域，所以分析这些头骨的种族类型难免要讨论他们与现代华北、华南人在形态学上的偏离性。通过对头骨的分析表明，雕龙碑遗址头骨的族类相对于华北或华南都没有明显的接近或偏离，只是在面部高度这一特征上更接近于华北类型。换句话说，新石器时代江汉流域居民的体质形态可能与中原地区类型存在密切关系。”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随枣走廊地区的族群在人种学上具有随枣走廊地处华北与华南的中间性的特征，但是他们更多地接近华北类型。这就是说，雕龙碑遗址的人骨是从中原地区迁徙而来的族群的人骨。
从北方迁徙到随枣走廊的部族成了控制南北文化交融“节点”上的主人，他们一方面继承了北方文化，并用它控制着这个地区，另一方面，又从南方各部族中学到了他们原来未曾接触过的新文化，最后在多种文化的融合中创造出了与本地地理环境相适应的新型文化来，它就是烈山文化。
据传说，随枣走廊地区早初是三苗之地。“三苗”又称“三毛”﹑“有苗”﹑“苗民”，他们分布在江﹑淮﹑荆州，即所谓“左洞庭﹑右彭蠡”之地﹐略当今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一带。天门石家河文化、京山屈家岭文化发掘后，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其主人，可能就是“三苗”。但是“三苗”有很多支，人称“九黎”。夏曾佐认为，“古时黎散处江湖间，先于吾族，不知几何年。”
随州人喜欢讲“我里”这个词。它是怎么来的呢？恐怕有其深刻的人类学根源。吕思勉曾说：“三苗”是国名，“九黎”则是民族之名。“苗”是“蛮”的转音，而“黎”又称为“里”或“俚”。他引古书说，“里，蛮之别号也，今呼为俚人。”这样看来，“我里”实即“我黎”，它实与随州新石器时代的三苗之民有关。此外，在随州与里、黎之音相近的地名还有“烈山”，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设想：“烈山”之“烈”与“里”、“黎”之间有一种转音关系呢？如果这种关系是存在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断定，“烈山”最初可能叫“黎山”，意即黎人之山。后来，从中原来的农耕部落可能与“三苗“或“九黎”的一支结成了婚姻关系，然后联合起将其他部落打败或赶跑。他们或他们的子孙们经营着这块土地。对于黎人来说，他们学到了中原先进的农耕文化，而且还要接受中原来的部落的宗教信仰，比如对农神的崇拜；对于从中原来的部落来说，他们也学到了九黎的稻文化。 于是在随枣走廊形成了一个新的群体，他们就是传说中的“烈山氏”，就是在这个“烈山氏”中，有一个叫柱的人，最初发明了百谷混种的农作方法，从开创中国农作文化中的“百谷时代”，后来他成了中国传说时代的“农神”，所以，在随枣走廊地区形成的新型文化即南北兼容的文化就叫做“烈山文化”。
随州文化名人篇
在随州文化的长期滋润下，随州地区涌现出许多对中国文化发生影响的文化名人。从史前社会，到战国时期，随州地区产生了三个伟大的文化名人。他们是：炎帝神农氏、季梁和曾侯乙。围绕这三个文化名人，随州文化的发展表现为三次浪潮。第一次发生在史前时期，主要内容是炎帝神农文化；第二次发生在春秋早期，主要内容是季梁思想的形成；第三次发生在从季梁到随之亡国这段历史时期，其内容是曾侯乙墓文物所反映出来的文化。关于炎帝神农氏，我们已经介绍了。这里着重介绍一下季梁和曾侯乙。
季梁其人其事
199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开国上将萧克来到湖北随州，向当地官员询问季梁墓在哪里，想看一看。素有儒将之称的萧克将军没有忘记这位对包括中国军事思想史在内的中国思想史有着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 “季梁”其人，史书又作“季良”。清人梁玉绳对此曾有考证。他在《人表考》中说：梁、良古通。如《水经注》亦作季良，其他如王良，荀子正论、论衡命义等并作王良。
季梁是“周王孙”，是“姬”姓后代，是周室的宗支。与随侯或曾侯有血亲关系，是随国某代君侯的兄弟，或者说是某代随侯的没有继承王位的儿子。因为季梁是随国或曾国的“公子”，并且因为他德才兼备，所以在《左传》中，他是德高望重的。
季梁掌握着随国或曾国的神权，可能是随国或曾国的“祝史”总管。西周晚期的“神”并没有彻底摆脱祖先崇拜的范畴，祭祀祖先实即祭祀神灵，而祭祀祖先是国家大事，不是一般官员所能承担的。历史上介绍季梁事迹的资料可能有很多，或者随国的“史”官对季梁的事迹与言论可能做了很多的记录，但可能因时间的漫长而遗失或者因战火的纷飞而毁灭，现在我们无法找到这些原始资料了。对季梁的事迹及言论，《左传》中仅仅记录了两次；《随州志》的《学校》、《古迹》、《墓域》、《兵事》、《耆旧》、《艺文》等卷都分别对季梁作了记载，有人统计多达二十多处，但基本内容属于功德评价，且仅为只言片语。近年来，人们在随州地区，具体地说在季梁墓区亦做出了一些与季梁有关的考古发现，可以作为研究季梁思想的基本资料。各种资料集中地反映了季梁的“本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称季梁为中国春秋早期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而他的论道、轻神、忠民之言是发先人之未发，所以我们可以说，季梁是我国春秋早期思想家群体中的领军人物。
季梁思想对春秋时期的思想家的影响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以“所谓道”的形式开启了中国哲学的思道之旅，完成了从季梁到子产的第一个螺旋，此时中国哲学在所谓道的思考方式中不仅对道的内涵有认知，而且对道的外延也有认知，还获得了一种以人道为出发点且以人道为归宿的人文主义特色。二以“民，神之主也”的思想范式，为先进的春秋思想家们思考人神关系提供了理论根据。三是上忠于民的思想虽然出于贤臣之口，但它还是遭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的拥护者们的批判。因为历史的发展表明，他的这个思想超出当时的社会需要，以至于无法为春秋时期和以后的封建时代主流思想所接受。在中国春秋时期的思想史上它或许是绝唱。
曾侯乙其人其事
曾侯乙，姬姓，曾国国君，其死亡时间公元前433年，根据科学研究，卒年42岁——45岁，因此可以确定，他出生于公元前475年（有人将这一年视为战国的开始）或稍晚。
曾侯乙时代，历史发展的原创性极强。 春秋战国时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轴心期。中国、印度、希腊都创造了自己光辉灿烂的文化。中国历史上的三家分晋发生了，魏文侯任用李悝实行了变法.而古罗马颁布了第一部成文法典《十二铜表法》，这是一个大有作为的政治原创期。在这个原创期内，曾侯乙虽然在政治上并没有作为什么作为，但他在金石之乐之上却表现出了创造性。他被人认为是一个痴迷音乐的人，其命运与编钟紧紧连在一起，以至于有人称他为伟大的科学家和音乐学家。——不过我认为，说曾侯乙科学和音乐的爱好者可以，但是说他是科学家、音乐家则没有证据。因为虽然曾侯乙墓里有曾侯乙“作持”五个五字，但是这并不能保护这些成就是曾侯乙的创造。更何况根据当时社会分工的礼制规则，铸造青铜器是工匠们的事情，演奏是乐师们的事件，因此做这些事情与其身份不符。《考工记》：“坐而论道，谓之王公。”像曾侯乙这样身份的人怎么可能去做艺人们所做的事情呢？当然我们说在曾侯乙持政期内，他致力于“文化曾国”的建设还是可以的，因为其墓中的铭文多与金石之乐有关。有人给曾侯乙编造了这样一个故事——
曾侯乙有一个想法，让他魂牵梦萦，朝思暮想，那就是铸造一个最伟大的乐器，让它流传千万世。或许是因为曾侯乙感动了上苍，所以上天让他得以获得一块巨大的天然铜。这块天然铜在楚国铜碌山被发现，质地纯净，重量惊人，十分适合用来冶炼并制造乐器。曾侯乙得知此事心急火燎地命人马不停蹄地去楚国运回天然铜。这块天然铜一看就绝非凡品，因此楚国也想将之截留下来，但都未得逞。最后这块天然铜也是有惊无险地运到了曾国，并且被曾侯乙用来制造了曾侯乙编钟。曾侯乙用此钟亲自演奏，声音宛若天籁，让人如痴如醉。后来曾侯乙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编钟的消息不胫而走，秦国国君也知道了这个事情，便派他主管音乐的大臣去曾侯乙府上观摩，确认有无此事。这位秦国大臣心领神会，知道秦王觊觎这个编钟，非要得到不可。所以他到了曾国以后对曾侯乙是威逼利诱，甚至扬言曾侯乙若不将此编钟献给强大秦国国君，秦国就会挥师讨伐曾国。一听到这一威胁曾侯乙就退缩了，他是一个仁德之君，老百姓的生死、曾国的存亡高于一切，也高于他挚爱的青铜编钟，秦国在当时强大无比，就连强大的楚国也不能望其项背，所以他只得献上编钟。秦国君臣上下为得到宝贝欢欣鼓舞，欢呼雀跃，所以秦国国君让人用编钟演奏乐曲，秦国军士一次又一次地沉浸到音乐的美妙之中，到了最后一曲的时候，音乐的美好、战争的残酷无情形成鲜明的对比，使得他们纷纷将手中的武器跌落在地上，仿佛不愿意再打仗一般。这下轮到秦国国君苦恼了。如果战士不愿意作战，他一统天下的雄心伟业就无论如何也可不能实现了。所以他十分担心，认为这是曾侯乙施的诡计，于是便派人秘密杀死了曾侯乙，并且将编钟送回了曾国。
其实编钟归曾侯乙所有，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由谁制造却发生问题。有人从“楚王熊章，作曾侯乙彝”这个话中引出结论：编钟由楚王制造；也有人从45件甬钟上均有“曾侯乙作持”铭文引出结论说，编钟是曾侯乙制造。实际上从科学的眼光看，从“相关史料”中只能引出这样的结论：曾侯乙编钟中有楚王制造的，也有曾侯乙制造。镈钟由楚王制造，而甬钟由曾侯乙制造。至于上面的故事，当属想当然耳。
文献上虽然并没曾侯乙的名字，但是他的成就还是为当时的学者所重视的。例如，墨子就记载了曾侯乙的成就，不过这些成就它了墨子所批判的对象。关于墨子的生卒年代，我们这里采用胡适的说法。生于公元前500或490年，卒于公元前425年或前416年。这样看来，曾侯乙比墨子约小25岁，但是在曾侯乙的卒年，墨子尚在人世。因此，他可以说是目睹曾侯乙执行全过程的人。
《墨子》中记载了随国的事情。《墨子•耕注》云：“……隋侯之珠……诸侯所谓良宝也。可以富国家、众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他与曾侯乙接触与否，无考，但其《耕注》篇中所批评的“诸侯”，无疑包括曾侯乙及其父辈。
在墨子看来，包括曾侯乙在内的“隋侯”所重的“良宝”不是“可以富国家、众人民、治刑政、安杜稷”的贤士，而是珍奇玩物。“珍奇玩物”，属于墨子所非之“乐”的范畴。胡适曾说：“墨子所谓 ‘乐’，是广义的‘乐’。如《非乐上》所说 ‘乐’包括‘钟鼓琴瑟竽笙之声’、‘刻镂文章之色’，‘刍豢煎炙之味’，‘高台厚榭遭野之居’。可见墨子对于一切‘美术’，如音乐、雕刻、建筑、烹调等等，都说是‘奢侈品’，都是该废除的。”其实，胡适对墨子“非乐”思想有误解，其实墨子并不反对一般的艺术或文化，所反对的只是被“王公大人”们所独占的“古之礼乐”。对此，我们不妨引征一段赵纪彬关于墨子“非乐”思想的理解。他说：“近人对于墨子的‘非乐’二字直译为‘反对艺术’而加以批判。墨子所‘非’的‘乐’，据《庄子•天下篇)所说，只是‘毁古之礼乐’，……所谓‘古之礼乐’者，例如孔门所提倡的‘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武’等等，到了春秋战国之际，本来已经就是氏族贵族的独占文化，在经济上是一种反劳动、反生产的纯粹剥削消费性质的意识形态，所以墨子的‘非乐’，实际上正是从古代自由人阶级的劳动生产观点出发，来反对氏族贵族的消费剥削文化，并不是反对一般性质的艺术或文化。”据此理解，曾侯乙墓中的青铜文化属于“氏族贵族的消费剥削文化”。墨子之所以对隋侯等王公大人们提出批判，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他们沉湎于“古乐礼乐”，而不理政务，轻视贤士．最终导致亡国。《亲士》可能不是墨子本人的作品，但可以肯定是墨家的作品，因而能够反映墨子的“以何为良宝”的思想。该文的开首语就是：“人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
从墨子对随侯的批判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样一个事实：战国之际的曾侯乙视“礼乐”、珍宝为宝，并以之为“乐”，贤士则在其视野之外，其实当时随国并不缺乏人才，比如,孙诒让其在《墨学传授考》中记载了一个“随巢子”。该书云：“随巢子，墨子弟子，墨子之术尚俭，随巢子传其术，著书六篇。”粱玉绳云：“随巢当是氏，或谓氏隋名巢，无据。”孙诒让认为“巢”为名。今按：“隋”可能为氏，也可能指国名，即随国。“随巢子”可以解读为随国的“巢子”。如果是这样的话，战国之际的随国有“士”，不过曾侯乙不要这些人，因此，他的国家在他执政期内继续走向衰落。可见曾随文化是因偏离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最终作为曾侯的殉葬品而被历史淘汰出局的。
编辑 周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