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观楼（1890--1952），字华海，祖籍江西，徙居随州厉山，已越五世，终身从事商业，经营棉花、粮食，兼营杂货、酱园、牙行和土地收租，武汉、上海设有商业网点。这个商号拥资数十万元（银元），商房六十余间、卡车三辆、小木船二十只，并有武装七十余人（枪）。秦观楼善经营，重管理，抓信息，精谲诈，遐迩著名，少有匹敌。
一、少年秦观楼
从父亲手里接过生意，秦观楼还不到十九岁。其时的“秦恒隆”，生意已经每况愈下。
父亲秦鹏九一生经营行栈生意，年轻时干劲十足，想把“秦恒隆”做成镇上头字号，无奈诺大的厉山镇，作为南通武汉北通襄樊枣阳的水利和陆运商业要地，聚集着八个帮口四十七个行业近四百家商户，“秦恒隆”一直没有足够的财力让自己施展拳脚，父亲最终郁郁寡欢，晚年沉湎于鸦片，更是无心经营。
厉山镇的商业繁荣，从清末民初便初现端倪，由于土布贸易扩大，茶馆、酒店、行栈及小手工业竹、木、铁、铜、香铺、丝线铺等应时而增，外地商人也趋利而来，黄（陂）孝（感）帮吴大兴、吴恒兴、李恒发、义顺公、周元记、许大兴，黄安帮谦泰恒、太永洪、茂太义、泰乐记、洪太合、恒元信，江西帮杨吉兴、聂同兴、张广顺、陈顺兴、凌楚卿等商号，相继来此定居经商。当年全镇商贩和小手工业者（即前面店铺后开作坊的商户），已逾二百户，市场繁茂可见一斑。
秦观楼字华海，弟弟华启仅小他两岁。秦观楼小时候作为长子就经常在店铺帮忙，常常见机行事，乖巧伶俐，待人接物恰到好处，拿东西递物什准确无误，尤其算账，又快又准。常常有些老爷子见他小小年纪干活算账头头是道，不由竖起大拇指由衷地说：“这个小伙计，将来长大了不得了！”伙计和来来往往的客商都很喜欢他，无形中也教给他许多东西。这种长期的潜移默化，为这个商业奇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秦观楼从十二岁起，学业之余，父亲几次安排他跟随跑办的何叔下乡挑棉，那是他第一次以一种全新的眼光观察他所生存的空间。何叔每天不亮就要挑根扁担背上一袋干粮上路，在漆黑的路上小观楼的眼睛都还没完全睁开，需要走一段时间，才能使自己完全适应黑暗。他能听到露水滴落在路旁草叶尖上的沙沙声，然后过了好久才能感觉到，被露水打湿的裤脚有些冰冷。当天际泛出鱼肚白，轻飘的白云鳞片般地布满天空，在太阳出来之前，一切显得异常地清新宁静。
初秋的日出如此地浓艳，就像一幅画，比中堂画的“旭日东升”的画面单纯，更加好看一些。当日出与朝霞倒映在封江的水面，就像一种明丽的幻觉，小观楼不禁看得有些痴迷。待发现落后于何叔许多，他才又匆匆小跑追上。他们的路线也离封江越来越远，观楼的视线也从封江开阔的视野，丛丛芦苇而转变为丘陵地带的田园风光。初秋的田野亦是寂静的，稻谷已收进谷仓，名扬全国的“红小麦”还没下地，还要等到霜降。山脚的坡地，都种着一片片绿油油的棉花稞，一行行整齐地排列，一棵棵高壮结实，几乎与少年的小观楼一样高。有的棉稞枝间还在吐出一朵朵白的粉的红的新鲜的花朵，有的棉桃已经吸足了盛夏的光照，迫不及待的表露自己纯洁的内心了。它们在阳光底下一点一点地张开四瓣的嘴巴，吐出洁白如雪的棉花，在阳光下白得亮眼。这便意味着，第一批的棉花采摘，已经开始了。
随县属于丘陵地带，加上封江支流的河水滋润，以及初秋昼夜温差很大，早晚凉爽，中午酷热，而采摘棉花正需要在温度及光照极好的条件下采摘，越是太阳大，棉桃吐出的棉花就越大朵，又轻又软，筋丝也越长。这可能便是“厉山绒”畅销襄樊、武汉、上海及全国各地的原因。
观楼看着何叔跟棉农们打招呼，就像自己的兄弟一样，看着何叔咬棉籽辨别干湿，拉棉绒推断筋丝判定等级，跟他们讨价还价，观楼就帮忙记记斤两钱账，帮何叔把棉花打包，然后跟在挑着沉沉一担棉花的何叔背后，在太阳未落山之前往镇上赶，有时候他自己还得挎着个大棉包袱，重虽不重，可棉花的体积大，大包袱相当碍路。路上遇到一处清泉，何叔每每会放下担子，停下来歇歇脚，捧口水喝，让观楼也来喝口水解解渴，那水也真是前所未有的甘甜。然后他们一起洗把脸凉快凉快。接着又继续赶路了。连绵的山峦中，炊烟缭绕，最后只剩下模模糊糊的山的轮廓了。通常他们回到镇上已经漆黑，母亲为他们留着晚饭，父亲与何叔谈谈一天的见闻。
随县地处桐柏山南麓，居于随枣走廊的中心，北边有桐柏山的阻隔，北方的冷空气很少能侵袭到这里，南边有大洪山的阻断，南方的炎热也到不了这里，所以这里雨量充沛，阳光充足，四季分明，很少出现极端天气。加上河流，土质等诸多因素，使得厉山的“红小麦”和“厉山绒”名声远扬。厉山的“红小麦”和“厉山绒”名声在外，由来已久。民国年间，汉商对“厉山绒”、“红小麦”就已很感兴趣，武汉工业的兴起，厉山棉粮作为商品大量流向武汉。因厉山滨临厥水，可行舟楫，襄花公路横穿其间，能通汽车，故成为方园数十里农村以及枣阳、宜城和豫南各县的粮棉集散地。其输出货品，棉花第一，粮食第二。这两样也是“秦恒隆”最想经手的东西。可惜就当时“秦恒隆”的财力，只能浅尝辄止。
待观楼再大一些，父亲偶尔会安排观楼跟随账房先生外出收账，见识到平时在店里见到的顾客面孔背后的生活。有些是财大气粗的商人，有些是年纪较大的地主，有些有一点点少得可怜的地，而有一些，则是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的寡妇，每个人似乎都有自己的难言之隐。
十五六岁时，有机会随父亲跑生意辗转武汉襄樊枣阳，见识到位高权重的官宦，腰缠万贯的商贾，面黄肌瘦的灾民，衣衫破烂的乞丐，就连寻常人物，其说话的口音、气势甚至衣貌方面也与厉山镇人不太一样。观楼常常暗自揣度他们的言行举止，跟自己平常所见到的人对比。
“秦恒隆”虽是个小商号，但在汉口也有自己的办事处，因为武汉是随县商品最大的输出地。后来这里成为分家后弟弟华启“秦福记”的前身。偶尔的舟船之行，饱览江滨风光，观楼对水陆交通运输也有了一定的了解。所有奔波之地，里面似乎都有一些隐形的线，这些线，让观楼揣摸着，揣摸着，渐渐地揣摸出味道来。
当时秦观楼还不知道，后来他正是掌握了这些错综复杂隐形的“线”，为“秦荣记”的商业版图打开了一条四通八达的路。
观楼十六岁，父亲替他定了一门“门当户对”的亲事，对方是一个开小杂货铺的魏家女儿。在外面，别人就不叫他的名而多叫他的字了。操持完观楼的婚事后，父亲对生意更是放任自流，此时在各方面已稍有历练的观楼，只得以长子的身份来操持家业，“秦恒隆”才得以维持下来。
二、鼎盛“秦荣记”
从父亲手里接过的“秦恒隆”，当时已只剩下一间铺面和四进单间房屋，一个伙计跟一个账房。观楼只得安内抚外，事必躬亲，勤俭诚勉，即当老板又兼伙计，跑前忙后。他频繁联络父亲当年的老关系，让他们重新跟“秦恒隆”建立固定的生意联系，对新客人也是用心招徕，发展长线。“秦恒隆”很快有了起色。
不久弟弟华启结婚。“树大分杈，人大分家”。分家后的兄弟俩各立商号，观楼的商号叫“秦恒隆荣记”惯称“秦荣记”，老二的叫“秦恒隆福记”惯称“秦福记”。两家仍然以行栈为业，以斗、称为工具，自作经纪，代客买卖，从中获利。
为拓宽财源，秦观楼购进人力轧花机一台，办砻坊一座，就是加工稻谷小麦米面的磨坊。雇佣临时工加工棉花、粮食，比单一的买进卖出自是多了不少利润，渐渐积累了财力。每天看到白花花的棉花和粮食，秦观楼心里就无比踏实，在他的一生中，几乎每天，他都要与这两样打交道，哪一天要是没见着，那必定是发生了天大的事。就这样，到1920年，秦观楼又另租一间门面，开始着手扩大“秦荣记”，自此，“秦荣记”开始走上辉煌之路。
秦观楼虽年纪轻轻，但在业务交往中，已深谙经商之道。他对常临顾客以宾客礼待，小以烟茶食膳相待，大以鸦片酒筵相款，对买主的存款，卖主的存货，保存方便，恪守信誉；对店员、临时工施以小惠，餐食四菜一汤，年节酒肉宴请，工资也比同业高过三、四成，且可余薪入股，附带小额买卖，年终另分红利。以上笼络手段，招徕顾客盈门，博得店内员工同舟共济。秦观楼本人则每日亲自检花验布，质量标准无误，深受顾客信任。
而在这些所有的优点中，秦观楼善于用人之道为他积累财富起到很大的作用。在屡次业务交往中，秦观楼发现一名叫向耀东的男子，一肚子生意经，且为人醇厚，经商交流，每次都感觉相当地融洽。秦观楼便常常找机会与向耀东接触，常拉他下酒馆，没事喝两盅，有时把他带回家，让魏氏整几个小菜，两人话话家常，俨然亲密朋友。
这时候的秦观楼与当年刚从父亲手中接到一间门面的秦观楼已不可同日而语，“秦荣记”已从1921年就开始发行“本票”，即有价证券，人们凭本票可在商号购物或照票面领取现金。此前，“本票”在整个厉山镇各大商号是绝无仅有的。这不但需要宏大的财力实力，更需要有灵活的经济头脑和大胆的尝试。向耀东虽是个老掮客，与秦老板成为亲密朋友，也是受宠若惊。所以三杯酒下肚，当秦观楼提出聘请他为驻汉“水客”时，他仅仅考虑了一天，便收拾包袱开始了他作为驻汉“水客”即如今的采购员的职业生涯，也开始了两人长达二十年的亲密无间的合作。
且不说之后的种种恩怨，单单这二十年，便是“秦荣记”最最鼎盛的二十年，并让秦观楼在两水沟置田五、六百亩，收取地租。自产自销，更为 “秦荣记”提供了商业上的诸多便利。
短短二十年间，秦观楼完成了父亲的夙愿，让“秦恒隆荣记”一跃而成为随县头号商业巨子。所有随县厉山商户，一切惟“秦荣记”马首是瞻。
把向耀东安置在汉口办事处，那是1926年，秦观楼开始以少量的自购棉花，用木船运至道人桥，售给汉口的棉商，从中获得较为丰厚的利润。秦观楼为人干练，经营有方，资金运用灵活，或先收货后付款，或先付款后收货，买卖便利；并常用武汉棉商的大笔预付款开展收购。尝到甜头后的秦观楼不断地增加资金，增加运销数量，从而积累了更多资本。
后来为不受中间棉商的盘剥，秦观楼直接将棉花运至汉口，售给厂商，获利更大，从此开展了以棉花、粮食长途运销为主的业务活动。聘请经商能手向耀东为驻汉“水客”的意义就彰显出来，他随时注意商业动态，建立省内外的广泛关系。为了随时掌握市场行情，秦观楼还在汉口贿赂各个厂家、货栈的商情人员，为他提供情报；在厉山家中，儿子秦国洪专门向汉口提供随县市场动向、业务变化，每天至少一次信，在旺季，供销关系紧张时甚至一天两、三次通信，双方行情信件随时登记，以备存查。电话架通以后，必要时，秦观楼常常不惜昂贵的电话费，及时加强与各方的联系，从而保证经营上的顺水顺风。有了这张信息网，秦观楼对棉花行情了如指掌，进而根据行情，囤积居奇，贱买贵卖，以此获取暴利。
后来山西、陕西的布商，城关的“童永裕”“协泰洪”“振华信”“怡泰昌”及淅河“高万昌”“费恒昌”等商号的棉花业务皆依赖“秦荣记”，听其左右；外地的花贩、当地的农户也多涌至“秦荣记”进行交易，至此，“秦荣记”经营渐广，财源日盛。一切似乎皆有老天保佑，“秦荣记”的经纪蒸蒸日上，用“风生水起”这四个字来形容，一点也不过。
到1929年，“秦荣记”已先后建房六十余间，雇员二十余人，经营规模及范围也越来越大，主要以棉花、粮食为主，兼营杂货、酱园、食盐、杉木，在旺季时甚至日夜为市，轮班工作。那时的厉山镇从早到晚，烟火不绝，每逢双日赶集者达三至五千人。当时曾流行民谣一首：“九街十八巷，早晚交易忙，店铺如星点，摊贩满街坊”。
“秦荣记”每年经营棉花二、三百万斤，在整个厉山该项输出量中占五分之二；每年经手粮食二、三千万斤，在厉山该项输出中占五分之四。每年获利数千至数万元不等，资金增至二十多万银元。也就是说厉山镇作为随北的粮食集散中心，其粮食经营权几乎全部控制在秦观楼的手里。
此时，秦观楼已成为厉山首屈一指的大资本家。而他本人的生活并没有多大改变，仍然勤俭节约，除了一支磨得透亮的白玉柄铜烟斗，一杯暖到心窝窝里的粮食酒，财富的积累并没有使他养成骄奢淫逸的习惯。对于公共事业，他总是热心支持。
1934年8月，其时的湖北省政府主席随人何成浚特派湖北省教育厅厅长黄建中到随县督促创建烈山中、小学事宜，县署正式纳入议事日程。10月，县长虞典书专程到厉山镇，于山陕会馆正厅召开集全镇较有名气的何、秦、敖、周、崔、陈、刘等20余家商号开会，会上确定，成立“烈山小学董事会”，一致推荐何成浚的长子何懋洲担任董事长，秦观楼、康益诚、秦福斋、康彩舞、敖明章、胡金庭等12人为董事，办学经费从两方面解决：一是豪商赞助，何成浚带头捐资1000元光洋，另向烈山中学捐资5000光洋。各董事及部分富商共捐献租课800石稻谷；二是县政府资助，由县政府下文在县辖范围内以抽棉花捐每包1角作为创办烈山中、小学的经费，其中第四区即厉山范围内的棉花由秦观楼负责收集。他接到任务，积极配合，并超额完成任务。
1937年“九·一八”事变时，恰值“秦荣记”抵汉一批棉花，约二万四千担。因时局不稳，所有厂商都不敢进货，导致价格聚跌，许多厂商低价倾销，因而亏损破产；而秦观楼稳住市场，并不急于出售，将棉花起岸存栈。时势又一次证明了他的商业判断是精准的。后来日军被阻关外，棉价回升，秦观楼获巨款四十万元。仅仅这一年，“秦荣记”即获利七万多元。
此后，同许多商号样，“秦荣记”面临着即将覆灭的危险。
三、战后余生
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百业萧条。人们黑色记忆中的那个重阳日，日机轰炸厉山镇，死伤百余人，厉山镇南至北门的房屋大部焚毁，更因敌伪时而骚扰，秦观楼决定将“秦荣记”迁至随北青苔，“秦福记”老板秦育之辗转恩施、四川，惨谈经营。中小商户逃往老河口、襄樊及随南一带。从此厉山的商业一落千丈。
随着武汉、淅河、城关的相继沦陷，厉山镇又常遭敌机轰炸和土匪抢劫，“秦荣记”的各项生意皆受影响，秦观楼遂将汉口所存棉花二十余万斤交英商“隆茂”打包厂加工后售予日商，得款十万元，并清理了汉口帐务和经济往来。然后以部分资金与侄儿“秦福记”老板秦育之合伙在汉口洞庭街英租界处开“恒隆”纱号，可惜此商号仅仅只存活不到五年，它经历了随战乱生，随战乱灭的过程。
同时，秦观楼将现款十万元解回厉山，买地五百余亩出租，买大骡马十六匹，雇请了一个河南兽医，转移至山村小镇青苔设店，主要经营棉花和食盐。为了保护经营运输安全，避免土匪抢劫，秦观楼先后在厉山、尚市、倒峡、青苔等地搜罗地方谙熟匪情人员，带枪入雇，建立私人武装，拥有长枪七十余支。
1939年3月，日寇扫荡青苔，“秦荣记”棉花被烧一万四、五千斤；厉山盐仓被炸，看守人员杜学士被炸死，损失食盐四万多斤，“秦荣记”损失惨重。眼看着白花花的棉花和粮食变成黑灰，秦观楼的心在滴血。他的一生对于这些他每天打交道的白色物事的热爱，甚至超过了它们的价值本身。
当时随北万和区区长周伯勋对“秦荣记”时有摊派，秦观楼经过反复思考遂放弃青苔的营业，迁至王家河，在集镇附近营建村寨，建房数十间，高墙固壁，四间设炮楼，派住武装守护。这一时期秦观楼趁机大量购置田地，多至四、五千亩，以收取地租；又从县城雇请菜农技工，以芥菜、萝卜、大豆作原料，开办酱园，并煮酒、熬糖、做豆腐；从县城童永裕酱园请来名师桂应江，以高薪请淅河腐乳技师刘崇儒，精心制作酥香腐乳，由于产品优良，口感爽儒，深得人们喜爱，生意甚是兴隆。说起来，秦观楼还是“厉山腐乳”的师祖呢。
1945年9月即民国三十四年，第六专署副专员蔡韬庵和第六军分区政委率分区独立团四百余人，进驻随中厉山一带，并在何家畈成立随中县政府。黄绍九任县委书记、曹玉靖任县长。辖万店、厉山、安居三个地区、十一个乡。厉山镇成立镇政府，建立工商联合会。收缴了乡保人员枪支四十余支，装备了地方武装。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征收田赋。在城镇征收行商税、筹粮款。厉山秦观楼、秦福记、秦德记筹粮三百石，筹款一千四百万元，用以供军队和地方政权给养、清剿土匪。仅此一次便歼周幺（周永兴）匪部六十余人。匪扰匪患从此式微。
经历纷飞战火，人们很快将那些惊惧、阵痛的记忆搁置深处，在满目疮痍的大地上继续行走，日复一日，期待终于有一天日子能够再度火红起来。如今战火平熄，人们仿佛又迎来生命的暑光。厉山商业，也迎来了新的生机。武汉、随县等地的粮商也趁机来厉山镇抢购粮食。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以秦观楼为首的粮商相继返回厉山，重新开始了秦、云、诚、谦、吉、振、裕、利等八大粮商的竞争。为了竞争，秦观楼自备卡车三辆、木船二十只，往返于枣阳、襄樊、武汉等地运输粮食、棉花等货物。
1946年厉山镇始有汽车运输，全镇有汽车十一辆为商家拥有。其中“秦福记”三辆，“诚记”“秦荣记”“吉庆永”各两辆，“振兴”“谦合祥”各一辆。车型有道奇、丰田、雪弗兰等，这些车在1948年本地解放前，纷纷卖掉。
然而战后的商业元气一时难以复元，洗牌后的厉山镇商业格局，“诚记”俨然成为行业老大。而这个“诚记”的老板，就是曾经自己手下的店员向耀东和他的合伙人刘圣斋。这就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曾经号称厉山“龙头”的秦观楼的老脸上。
此时，厉山镇较大商号二十多家，组合而成八家，与秦氏两家独资商号竞争，其中以从“秦荣记”退出的得力店员向耀东、刘圣斋等人合营的“诚记”商店生意最活，“秦荣记”很难与之匹敌。秦观楼遂以他人名义投股“诚记”，同时抽出资金，让妻子魏氏出面新设“荣丰公”商店，亦经营棉、粮、杂货。
其时，厉山棉花上市量减少，为了扩大货源，“秦荣记”深购远销，一路向西北，派人到枣阳及河南邻县设庄收购，将收进的棉花一部分在信阳、驻马店就地成包，顺路运往武汉，一部分用骡马队及汽车运回厉山转瓜园，水运到武汉；另一路在汉口建立立足点，购置房屋八间，派人沿京汉铁路设点，收购天门、沔阳、汉川等地棉贩贩运去武汉的棉花，集运交英商“隆茂”打包，成件后运往上海。为了在上海打开商路，秦观楼又在上海置房两间，派一名专人常驻上海，以便联系业务，打探行情；并与上海第四银行和有关商号建立“押汇”关系，采用互相赊欠的办法，扩大购销。城关和厉山其他商号有需在汉口或外埠进货者，均可将款交付“秦荣记”，由“秦荣记”开汇票代为进货，从中获利。因此“秦荣记”生意更广而活。
然而无论怎样费尽周折，“秦荣记”就像一个过气的明星，频繁上场之后，不再有当年的风光，注定匆匆下场。 “秦荣记” 的下坡路，不可避免地来临。
其后，儿子秦国洪更多地主持“秦荣记”，他只经历过辉煌和战火，没经历过父亲从落魄到辉煌的艰难起家，待人接物没有父亲宽泛，经营方式方法也多与父亲相悖，再加上粮、油由国家统一经营，“秦荣记”仅仅维持厉山的杂货、酱园，分散资金分别投入厉山、城关的一些合资商店和汉口的投资公司，以及“秦福记”老板秦育之开办的汉阳“新亚”造纸厂。
“秦荣记”作为一个几乎垄断市场多年的老商号，长期欺市霸道，树敌无数，各商家对它展开了联合反抗，对“秦荣记”的打击力度是相当大的。同时在“秦荣记”内部，因为生意的逐步下滑，他们克扣店员合伙经营应得的红利，导致“秦荣记”信誉渐衰，人心涣散，得力店员纷纷离去。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外部压力加上内部的溃散，“秦荣记”的垮台只是迟早的事情。
四、凄凉晚境
1950年，秦观楼被选为人民代表，出席了县各界的人民代表会议。这是他日落西山之前，人生最后的辉煌。当他风风光光地坐在人民代表席上，想他五十年来，几乎呼风唤雨厉山商业的大半壁江山，此时谁也没有预料到，一场山雨欲来，大有摧楼之势。
尽管在1951年，厉山镇新辟一条城壕街。在政府扶持私营工商业正当经营政策的感召下，秦观楼、向耀东等人，集资合伙开设“励新商店”，独资经营者复业二百余户。国营花纱布、粮食、百货、专卖、贸易等专业公司及供销社的分支机构，相继建立，厉山镇商业再次呈现生机。但这些并不能挽回他的商业末路。
紧接着的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作为一个曾经掌控一方经济命脉的民族资本家，秦观楼自然而然成了首当其冲的批斗对象。身在武汉的侄儿秦育之曾悄然返随，苦口婆心劝说他紧跟形势，低头认错，接受教育，以熬过这场严冬。
秦育之此时的身份已是武汉“新亚”造纸厂的董事。他曾在1929年借助各方力量，让随县棉花“厉山细绒”迅速在湖北打开市场，使“秦福记”与武汉棉业巨头黄少山的“松茂长”、陈兰升的“裕泰升”呈三足鼎立之势。1937年，秦育之被推任为汉口棉花同业公会常务理事、随县厉山镇商会会长。1948年秦育之将“秦福记”改号为“新亚”，以扩大贸易。1949年逃往香港，后又听从祖国的召唤回汉创“新亚”造纸厂，并多次返港，为祖国摇旗呐喊，规劝避港工商业者归返。当时朝鲜战火纷飞，美国军舰猬集台湾海峡，在港人士谈虎色变，秦育之却心诚意笃，频频往返于港九之间，以亲身见闻，劝说武汉的“桐油大王”贺衡夫、花纱巨子程子菊、何祥林等于1951年初归来创业。
“三反”“五反”运动伊始，在“新亚” 造纸厂建厂初期五年来年年亏损总额达二十万之多的情况下，秦育之主动退赔造纸厂“漏税”的十万元。不久，政府深入调查，了解造纸厂没有漏税，将十万元退还，并将秦育之定为基本守法户，育之深感意外，联想到国民党抽税无孔不入的情景，他倍受感动，因而主动说服叔父秦观楼以及工商界人士端正对“三反”“五反”运动的认识，认真检查各自的经营情况。
然而这位精通商业的商界巨子，对于政治就不怎么通透了。秦观楼这一生叱咤风云，任何艰难困苦，从未低头，这次他仍然像棉杆一样高高地挺着他的头颅。可是，霜冻之后，棉花终究抵不过严冬。同那么多住牛棚的“臭老九”一样，他们的厄命也几乎相同。这位被批斗者曾经富甲一方，兴学一方，此时只能在微弱的呼吸中回忆，他生命中的贵人，一生与自己对着干的人，被自己挤垮踩扁至今不知流落到何方的人……他感觉自己就像在水里游着，有时候水流缓缓地从身上流过，有时候大风大浪把他呛得几乎晕死过去，往事片片断断，已串不成一条整线。
他唯一的遗愿是把自己葬在封江畔的九龙坡，可以望见绿油油的棉田。可是现在已是深秋，棉叶深红如漫天血枫。
作为湖北省商业厅副厅长，1959年秦育之来随领导并主持全省统计工作在随县召开的现场会议时，叔叔的墓地已是荒草葳蕤，大片大片的棉叶郁郁青青，青涩的棉桃沉甸甸地垂向大地。
（作者：李之莺，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随州市炎黄文化研究会会员、随县作协副主席）
（编辑 周波）
|
